要说杨娇和王永庆，那可是从苦日子一路熬过来的。当年王永庆还是个穷小子，杨娇14岁就跟了他，一陪就是36年。台塑公司刚起步那会儿，哪有什么财务团队？账本全靠杨娇趴在八仙桌上，一笔一划记清楚，一分一厘都不含糊；厂里工人多，吃饭成难题，杨娇就系上围裙扎进厨房，蒸馒头、炒青菜、炖肉汤，给大伙儿管起了一日三餐；后院那片小菜地，也是她亲手开垦的，种上萝卜、青菜、豆角，丰收了就摘来给王永庆做他爱吃的炒饭，也分给厂里的工人解馋。那些年，杨娇是王永庆的贤内助，更是台塑上下都敬重的“大当家”，谁见了都得客客气气喊一声“杨太太”。 她心里清楚，36年的情分，到这儿就算到头了。她不想跟王永庆吵，也不想听他解释，更不想委屈自己留在那个没了尊严的家。接下来的几天，杨娇做得那叫一个干脆：她悄悄取出自己攒的私房钱，又把戴了多年的首饰挑了几件不显眼的卖掉，凑了点路费；没跟任何亲戚朋友打招呼，就连王永庆，她也没说一句“再见”——她怕自己一说，就舍不得走了，更怕自己会低头。 收拾行李的时候，她就用了一只旧皮箱，里面装着几本翻旧了的英文教材、一本圣经，还有她和儿子的换洗衣物，别的啥也没带。到了机场，她咬咬牙买了张飞往旧金山的单程机票，牵着儿子的手，检票、登机，从头到尾没回头看一眼。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去美国，靠自己，重新活一次！ 刚到旧金山，杨娇就傻了眼。这里的天气干冷干冷的，吹得人皮肤发紧，跟台湾的湿热完全不一样。她投奔了一个远房亲戚，亲戚家住在唐人街边上的老楼里，房子小得可怜，楼梯陡得能让人腿肚子打颤。晚上睡觉，杨娇只能挤在沙发上，儿子就在地板上铺层褥子打地铺。亲戚看着她那副狼狈样，忍不住劝她：“要不还是回台湾吧，好歹是首富太太，总比在这儿受委屈强。”杨娇却摇了摇头：“不回，再苦再累，我也活得踏实。” 第二天一早，杨娇就揣着仅有的钱，出去找工作。50岁的年纪，头发都白了几根，又不会说英语，找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她跑了一家又一家餐馆、杂货店，人家一看到她的年纪，要么摆摆手说“不要人”，要么就用生硬的中文说“你做不了”。眼看钱越来越少，杨娇急得睡不着觉，直到第三天，一家华人开的川菜馆老板可怜她，让她留下来洗碗，一小时给两美元。 这份洗碗的活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真能累死人。每天早上10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整整十二个小时，杨娇都得站着，双手泡在冰冷的洗洁精水里，洗不完的碗碟、盘子、筷子，擦不完的桌子、灶台。洗洁精的味道呛得她直咳嗽，长时间站立让她的腿又酸又肿，晚上下班回到亲戚家，胳膊酸痛得抬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沾着枕头就能睡着。 老板一开始还嫌她年纪大，反应慢，只让她在后厨洗碗拖地，压根不让她碰前台的活儿。可杨娇从不抱怨，也不偷懒，碗洗得干干净净，灶台擦得能反光，地上连一根头发丝都找不到。她知道自己年纪大了，学东西慢，就趁着休息时间，拿着英文教材一点点啃，记菜名、学点单的常用语，发音不准就对着镜子练，写错了就擦掉重新写。 就这么默默干了两个月，有天晚上店里忙不过来，老板实在没办法，就让杨娇去帮忙点单。她紧张得手心冒汗，拿着菜单的手都在抖，结果第一张单就送错了汤——客人点的酸辣汤，她给送成了紫菜蛋花汤。杨娇吓得脸都白了，赶紧跟客人道歉，又跑去后厨重新做。没想到客人没生气，还笑着说“没关系”。后来老板跟她说：“之所以敢让你试，是因为你是店里唯一一个从不喊累、从不偷懒、也从不迟到早退的员工，我信你。” 就这么在川菜馆干了三年，杨娇攒下了一点小钱。她没想着享清福，反而琢磨着自己做点小生意——她想卖台湾卤肉饭和贡丸汤，那是她最拿手的，也是能让她想起家乡味道的吃食。她在加州大学附近租了个小小的摊位，位置不算好，但人流量大。为了保证食材新鲜，她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背着布袋子去菜市场挑最新鲜的五花肉、蔬菜，回来后自己洗、自己切、自己卤。卤肉得用小火慢炖三个小时，汤得每天现熬，贡丸也是她亲手搓的，保证口感弹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