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陈树湘腹部重伤，晕死过去，敌人用担架抬着他，急忙往后方赶：“快，领赏钱去。”谁料，他睁开眼，颤抖伸手扯开纱布，钻进肚里，咬牙绞断肠子。 湘江一战，惨烈程度我就不多形容了，湘江水都给染红了。陈树湘带着6000多弟兄，跟国民党追兵死磕了四天五夜。最后怎么样？6000多人，打得只剩下不足1000人。 中央红军主力过了江，任务完成了，但陈树湘被截断了。前有湘江封锁，后有十几万追兵。这根本就是个死局。 陈树湘没想过投降，他接到电令：退回湘南打游击。带着这几百号残部，他在道县、江华一带的大山里跟敌人兜圈子。 意外发生在12月12日。 在江华桥头镇牯子江渡口，陈树湘腹部不幸中弹。那一枪打得很重，肠子都流出来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种伤基本就是判了死刑。但他硬是用皮带勒住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 咱们重点要说的，是接下来的故事。这一段，史书上记载得干巴巴，但咱们得往细了看，因为这里面有人性最温暖也最残酷的对比。 队伍退到了道县四马桥镇的银坑寨。这里有个塘坪村，村里有个叫李开富的草药医生。 那时候村里人都吓坏了，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李开富胆子大，他看到担架上那个浑身是血的红军师长，心里难受。 国民党保安团的人也到了，他们抓住了重伤的陈树湘，高兴得要死。为什么？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那是泼天的富贵，是大把的赏钱。他们想从陈树湘嘴里撬出情报，所以一开始还假惺惺地要“送医送食”。 陈树湘硬气，拒医绝食。保安团那帮人恼羞成怒，放话出来：“不准给土匪送吃的穿的，疼死他，冷死他！” 这时候，李开富做了一个决定。 他回到家，跟老婆商量：“我要给红军师长治伤，还要把那床新棉絮送给他。” 这一说，老婆炸了。 那床棉絮是干嘛的？那是给老三结婚用的！再过几天就是婚期，家里好不容易攒下的上好棉花弹的新被子。老婆一边哭一边说：“家里就这一只母鸡，你杀了熬汤我不说啥，可棉被是儿子娶媳妇的命根子啊！” 李开富怎么说的？他说得特别实在：“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早些天红军路过，吃了咱几个红薯还给钱。现在人家命都快没了，咱还心疼一床被子？” 两口子吵归吵，最后老婆还是心软了。看着丈夫那坚决的样子，她抹着眼泪说：“万一借不到别的被子，儿子这婚今年就不结了，明年再说！” 这一幕，真比什么宏大叙事都感人。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 李开富为了送这床被子，还得跟国民党保安团斗智斗勇。他找到保安团头子何湘，说：“长官，我给他敷点药，让他活长点，你们不是好从他嘴里套话吗？万一他死了，你们找谁领赏去？” 那帮利欲熏心的家伙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才放行。 在冯督庙，李开富把那床带着喜气的新棉絮，铺在冰冷的地上，把重伤的陈树湘抬上去，喂他喝了热腾腾的鸡汤。 陈树湘喝完汤，眼里含着泪。他知道，这可能是他在人间感受到的最后一点温暖了。他对警卫员说：“这家人不容易，以后有机会要报答。” 可惜，没有以后了。 12月18日拂晓，道县保安团的人找来一个抬猪用的笼子，把陈树湘连人带被子塞进去，急吼吼地往县城抬。 那帮人抬着担架，脚步飞快，嘴里估计还哼着小曲，心里盘算着这趟能领多少大洋，升多大的官。在他们眼里，担架上躺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堆会呼吸的“赏金”。 走到蚣坝镇石马神麒麟庙的时候，陈树湘醒了。 此时此刻，他不仅身体痛，心更痛。作为红军师长，他决不能让自己成为敌人的俘虏，更不能成为敌人炫耀战功的“展品”。 趁着敌人不注意，陈树湘做出了那个震惊历史的举动。 他咬紧牙关，甚至没发出一声闷哼。他颤抖着手，从伤口处伸进腹部。哪怕是现在讲起来，我都觉得头皮发麻——他生生地抠出了自己的肠子，然后，用力绞断！ 那一刻，时间仿佛都凝固了。 年仅29岁的陈树湘，用这种极其惨烈、极其决绝的方式，兑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那是真真正正的最后流尽了鲜血。 敌人发现的时候，人都傻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人要有多大的信仰，才能对自己下这种狠手？ 陈树湘牺牲后，那帮丧心病狂的敌人并没有放过他。他们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送到长沙小吴门示众。 而他的无头遗体，被当地百姓连同那床染血的新棉絮，悄悄地安葬在了潇水之滨的飞霞山麓，当地人叫那个地方“双巴祖”。 那床没能用在婚礼上的棉絮，成了英雄最后的裹尸布。而李开富一家，守着这个秘密，把这段故事传了一代又一代。 陈树湘没有看到新中国，但他用断肠的壮举，给新中国铺了一块最坚硬的基石。 那个把肠子绞断的年轻人，值得我们每一次的驻足和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