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中国男子刘文汉在意大利米兰2月1号用棍棒将保安打倒，抢走了他的手枪，警察用武装装甲车追击他，他向装甲车开了3枪，并击中装甲车后视镜，警察开了4枪击中了刘文汉，伤情危重已送医院抢救，据社区工作者反应，刘文汉到意大利来打工，前不久钱包和手机被偷，造成他抑郁症状，警察正在调查原因。 警方后来披露，他在案发前几天就已出现异常：偷螺丝刀、挥扫帚柄恐吓路人，甚至1月31日就曾试图袭击保安抢枪，只是没成功。 那天他在米兰中央火车站举着木棍冲向保安，被警方拦下后，仅仅是核查身份就放了。没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人在精神悬崖边的最后挣扎。 他老婆在国内发的寻人启事里说，刘文汉在米兰打工期间出现严重抑郁和认知混乱，甚至有了被害妄想。这不是社区工作者口中轻描淡写的“抑郁症状”，是精神崩溃的警报。 米兰罗戈雷多区，这个案发地，是华人聚居的“三不管”地带。治安混乱，小偷猖獗，移民聚集，警力却常年不足。 这里的华人打工者，大多在制衣厂、餐馆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住着拥挤的集体宿舍，还得提防着无处不在的小偷和警察的查抄。 钱包手机被偷，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刘文汉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异乡被现实逼疯的人。 更讽刺的是，意大利保安上班竟配着WaltherP99手枪，这在国内难以想象。这种“全民配枪”的安全感，此刻却成了悲剧的催化剂。 刘文汉抢走的不仅是一把枪，是他以为能用来“保护自己”的最后武器。在他混乱的认知里，这或许是唯一能让世界“听见”他痛苦的方式。 警方出动的不是普通警车，是应对恐怖袭击的“快速反应行动部队”(UOPI)的防弹装甲车。这阵仗，对付一个拿着刚抢来的枪、毫无射击经验的抑郁者，未免有些夸张。 他向装甲车开的三枪，精准击中后视镜，却没伤到人。这更像绝望的呐喊，而非蓄意谋杀。一个想被“看见”，却用错了方式的灵魂。 警察的四枪，两中头部，两中肩部。刘文汉当场昏迷，被以“红色代码”紧急送往Niguarda医院。意大利媒体形容他“像被打烂的布娃娃”，生命体征全靠机器维持。 意大利警方事后承认，他们在案发前就已和刘文汉打过交道。但每次都只做了“表面文章”，从未深入了解他的精神状态。 1月31日那次抢枪未遂，警方只是立案“携带攻击性物品”，就把他放了。没人带他去做心理评估，没人帮他补办证件，没人问他“你还好吗”。 这不是警方的“失职”，是整个移民体系的“失明”。对底层移民的精神健康，社会早已集体“脱敏”，觉得那是“个人问题”，与制度无关。 米兰华人社区的社会工作者说，像刘文汉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疫情后经济不景气，小偷变多，心理求助的人也翻了倍，但社区能提供的帮助少得可怜。 语言障碍是第一道鸿沟。很多华人打工者连“抑郁”这个词都不会说，更别说去意大利的心理诊所求助。就算去了，高昂的费用也让他们望而却步。 居留身份是第二道枷锁。非法居留的打工者，连报警都不敢，怕被查出身份问题遣返回国。只能默默忍受被偷、被抢、被压榨的命运。 家人的期盼是第三座大山。他们背负着“衣锦还乡”的期望，把所有苦水咽进肚子，直到有一天，再也咽不下去，彻底爆发。 刘文汉的故事，撕开了海外务工者光鲜外表下的疮疤。我们总说“出国镀金”，却忘了，不是所有人都能镀上金，有些人，连“皮”都快被磨掉了。 他可能在制衣厂里每天工作12小时，拿着低于最低工资的薪水，住着老鼠乱窜的集体宿舍，省吃俭用，就为了给家里多寄点钱。 他可能在被偷后，四处求助无门，老板嫌他麻烦，同胞自身难保，警察敷衍了事。最后，绝望像藤蔓，紧紧缠住了他的心脏。 这不是为他的暴力行为开脱。袭击保安、抢夺枪支、袭警，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犯罪，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但我们更该追问：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守法的公民，一步步走向犯罪？是什么让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在短短几天内彻底崩塌？ 答案指向一个冰冷的现实：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体系，只关心劳动力，不关心人；只看重经济贡献，不重视心理健康。 意大利的移民政策就是典型。一方面需要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设置重重障碍，让移民永远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中新网。 居留卡难办，工资被克扣，社保没保障，子女入学难，语言不通，文化隔阂。这些问题像一张网，把无数“刘文汉”困在里面，喘不过气。 而当他们精神崩溃时，社会的反应不是救助，是打压。用装甲车、用子弹，把他们彻底推向深渊。 刘文汉的妻子在国内哭着说，丈夫出国前是个开朗的人，喜欢开玩笑，对未来充满憧憬。怎么才几年，就变成了这样。 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无数个孤独的夜晚，无数次被歧视的瞬间，无数回求助无门的绝望。钱包手机被偷，只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