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胡宗南把自己无意间抓捕的重犯请到小公馆里单独优待起来，为劝降，他立即让手下带来一位妖艳女特务，想用美人计使对方屈服。而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对方名叫刘亚生，是解放战争中我军被捕的最高将领。 在1946年那个时间节点上，国共双方刚开打，能活捉一个共军旅级的政治部副主任，那绝对是破天荒的“头彩”。刘亚生，确实算得上是当时我军被捕级别最高的将领之一。 胡宗南这个人，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但他身上有一股子旧式文人的傲气。他自认为自己是个儒将，喜欢跟读书人打交道。一查刘亚生的底细，胡宗南更感兴趣了。 原来，这个刘亚生可不是什么大老粗。他是正儿八经的北大历史系高材生！1932年考入北大，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这种“投笔从戎”的儒将人设，简直太对胡宗南的胃口了。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刘亚生被押到西安后，胡宗南没有把他关进那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而是软禁在了一个装修考究的小公馆里。 胡宗南的算盘打得很精：对于这种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肉体消灭是最下策，精神征服才是上策。如果能让刘亚生公开“反水”，那对共产党的打击，比消灭一个师都要大。 为了拿下刘亚生，胡宗南可是下了血本。 起初是“宴请”。满桌的山珍海味，胡宗南亲自作陪，闭口不谈国事，只谈风月、谈历史、谈文学。他试图用这种“温情脉脉”的方式，唤起刘亚生作为“文人”的共鸣，消磨他的革命意志。 但刘亚生是经历过长征洗礼、在南泥湾挥过锄头的老布尔什维克。面对胡宗南的糖衣炮弹，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冷处理”的态度，饭照吃，觉照睡，但只要一谈到政治立场，立马寸步不让。 眼看“文攻”不成，胡宗南心生一计，决定使出杀手锏，“美人计”。 这在当时的特务手段里，属于“高阶心理战”。胡宗南特意挑选了一位姿色妖艳、受过专门训练的女特务。这位女特务接到的命令很明确：不惜一切代价，用尽浑身解数，也要融化这块“坚冰”。 那天晚上，公馆里的气氛变得很暧昧。灯光调暗了，留声机里放着靡靡之音。那位女特务打扮得花枝招展，端着酒杯走进了刘亚生的房间。她不论是言语挑逗，还是肢体接触，甚至那些露骨的暗示，全都用上了。 在这位女特务看来，男人嘛，哪有不偷腥的？更何况是一个长期在艰苦环境中行军打仗、此时身陷囹圄、生死未卜的男人。这时候的一点温柔乡，往往就是击溃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结局让她大失所望，甚至感到羞愧。 刘亚生坐在那里，腰杆挺得笔直，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据说还是胡宗南为了装门面送来的古籍），自顾自地看着，仿佛房间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无论那个女人怎么表演，刘亚生就当她是空气。面对这种无声的蔑视，那个女特务的自信心彻底崩塌了。她从未见过定力如此之强的人。最后，她只能灰溜溜地退了出去，向胡宗南报告说：“长官，这个人，根本不是人，他是铁打的。” 这事儿对胡宗南的打击挺大。他想不通，同样是读书人，为什么共产党人的骨头就这么硬？ 其实，胡宗南不懂。对于刘亚生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信仰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融入血液的本能。他们见过了太多的苦难，也看见了唯一的希望，为了这个希望，个人的荣辱、欲望甚至生命，都是可以被超越的。 软的不行，胡宗南终于撕下了伪善的面具。 既然“请”不动，那就“逼”。刘亚生被从公馆转移到了条件恶劣的看守所。接着就是无休止的审讯、威逼，甚至利用他被捕的妻子何薇来做文章。 但刘亚生依然是那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他在狱中写下了大量的诗词，鼓励狱友，坚持斗争。他说：“我可能看不到咱们盼望的那个世界了，但唯一值得自慰的是，我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的尊严！” 时间一晃到了1948年。 这时候的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胡宗南的老巢西安也岌岌可危。蒋介石下令，要把关押的重要政治犯转移到南京。 刘亚生被押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在南京，他被关进了戒备森严的国防部看守所。虽然身处绝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 最让人痛心的一幕发生在1948年底。 那时候，三大战役已经打响，国民党政权处于崩溃的前夜。他们开始疯狂地屠杀狱中的共产党人。像刘亚生这样“冥顽不化”的高级将领，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特务们把刘亚生押到了南京燕子磯的江边。 他们没有给他最后的审判，也没有给他留下遗言的机会。丧心病狂的敌人，直接在刘亚生的身上捆上了沉重的石头，然后将他推进了冰冷刺骨的长江之中。 那一年，刘亚生才38岁。 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但他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胡宗南当初的那个疑问：共产党人为什么打不垮？ 因为他们的心里装着一个新世界，为了那个世界，他们可以舍弃旧世界里的一切，包括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