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97年深秋，楚国大军如黑云压城般围困郑都新郑已十七日。城墙上的郑国守军疲惫不堪，城内粮草将尽，箭矢所剩无几。楚庄王率领的楚军刚刚在邲之战大败晋军，士气正盛，此刻志在必得。 郑襄公站在宫城高台上，望着城外连绵的楚军营火，脸色凝重。他的兄长郑灵公因“食鼋之争”被公子宋所弑，他即位不过四年，就面临灭国之危。 “君上，北门已被攻破！”浑身是血的将军踉跄来报，“楚军先锋已入城巷战，我军...撑不过明日了。” 大臣们争论不休：有人主张焚城殉国，有人提议突围投晋，还有人建议死守宫城。郑襄公沉默良久，缓缓起身，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 “取白茅、绳索，备一只羔羊。”他平静地说，“寡人要肉袒牵羊，出城请降。” “君上不可！”老臣子良跪地泣谏，“郑国虽小，乃周宣王所封，岂能如此屈辱！” 郑襄公褪去上衣，露出臂膀，平静回应：“子良，你可见城外那些百姓？他们已易子而食。为君者，殉国易，保民难。”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这一场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肉袒——裸露上身，以示愿受鞭挞；牵羊——手执绳索牵引羔羊，象征顺从如牲畜；白茅铺地——自比贡品，请对方收纳。 这种古老的投降仪式，在周礼中有明确规定，但鲜有国君亲自践行。郑襄公选择用最极致的屈辱，为郑国争取一线生机。 黎明时分，新郑城门缓缓打开。郑襄公袒露右肩，左手牵着羔羊，踩着铺满城门的白茅，一步一步走向楚军大营。身后的郑国大臣皆散发随行，低垂头颅。 楚军将士愕然看着这一幕。他们预料过巷战血拼，预料过郑君自焚，却未料想一国之君会如此卑微地走出城门。 楚庄王闻讯出营，见到此景亦为之动容。按周礼，对方行此大礼，战胜者应有相应风范。 郑襄公行至楚王面前，跪拜而言：“孤不夭，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若惠顾前好，微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 这段话谦卑至极：承认自己有罪，祈求楚王念及郑国先祖（厉公、宣公、桓公、武公）与楚国的旧谊，允许郑国作为楚国的边县存在。 楚军将领纷纷主张彻底灭亡郑国。大夫潘党进言：“大王不可心软！昔我先君克息入蔡，皆灭其国。郑反复无常，今日降楚，明日必又投晋！” 楚庄王却扶起郑襄公：“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绝乎？” 这句话道出了关键：一个国君能为百姓忍受如此屈辱，必是贤明之君，其国民必会誓死效忠。灭了这样的国家，反失人心。 楚庄王展现了霸主胸怀，退军三十里，允郑国求和。只要求郑国派子良到楚国为人质，并纳入楚的势力范围。 郑国得以保存社稷。 然而故事并未结束。当楚军北进与晋军交战期间，郑襄公审时度势，又暗中与晋国保持联系。这不是反复无常，而是在强国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智慧。 楚庄王后来得知此事，却未再征伐。或许他明白，彻底臣服对郑国这样的中原诸侯而言本就困难，只要大体顺从即可。 肉袒牵羊成为郑襄公一生的标志。有人讥讽他毫无骨气，但在那个“春秋无义战”的时代，他的选择保全了郑国社稷四十余年，直至战国初期郑国才被韩国所灭。 《史记·郑世家》评价：“襄公卑屈以存国，智者之谋也。”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更明确指出：“郑襄公之肉袒牵羊，非无耻也，为社稷屈身耳。” 郑襄公的屈辱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归国后，他励精图治，整顿内政，发展农商，使郑国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他明白，弱国无外交，唯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 数年后，当晋国使者来访时，郑襄公已能平等与之周旋。宴席间，晋使旧事重提：“闻君昔有肉袒牵羊之事？” 郑襄公坦然举杯：“为生民屈膝，非耻也。若使今日郑国仓廪实、甲兵足，虽楚王亲至，亦当郊迎三十里。” 这就是郑襄公的生存哲学：屈身不为苟活，而为蓄力；低头不为认命，而为看清道路。 肉袒牵羊的故事流传千年，成为中华文化中“忍辱负重”的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气有时不在于慷慨赴死，而在于为了更大的责任忍受屈辱；真正的尊严不一定展露于昂首挺胸之时，也可能深藏于暂时低下的头颅之中。 在困境中选择生存比选择死亡更需要智慧与勇气——这是郑襄公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也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生存哲学。 奇怪的是，金人让宋朝皇帝也行了牵羊礼，历史评价却一边倒地辱骂。郑国春秋 楚国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