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39年，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正在屋内行走。突然，她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从楼上跑到楼下，兜了一圈，又噔噔噔地跑上了楼。仆人因此受到惊吓，慌忙给她披上衣服。 1937年4月，蒋方良跟随丈夫踏入中国，在这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家庭里，公公蒋介石的态度不仅是严厉，简直是生硬的切割：不许说俄语、不许穿西装、不许用原名，那个女工“芬娜”必须死掉，活下来的只能是穿着旗袍、说着宁波官话的“蒋方良”。 这是一场长达67年的政治表演，她演得太用力了，以至于1940年那份影射她“涉嫌通共”的报纸摆在案头时，她没有辩解，而是选择了更极端的“自我洗白”。 她变卖首饰筹建儿童福利新村，甚至亲自给孤儿喂粥，她在试图用完美的“中国贤妻”形象，来洗刷自己由于血统带来的原罪，但这恰恰是她悲剧的内核：在公众面前她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在家庭内部，她却正在变成一个透明人。 就在她给孤儿们唱民歌哄睡的同时，一个叫章亚若的女人正穿着旗袍大摇大摆地出入官邸。 在蒋方良热情招待这位“英文家教”时，并未察觉客人身上旗袍的料子，正是上个月丈夫推脱“公务繁忙”没空给她买的那一款，这就是权力的傲慢。 在这个家庭的逻辑里，她是不可替代的政治符号，却也是随时可以被情感抛弃的摆设。 1941年，得知章亚若怀孕的消息后，蒋方良摔碎了手边的茶杯，这是她在清醒状态下唯一一次失态，但紧接着，她看着镜子里那个面目狰狞的女人，又蹲下身捡起瓷片。 她没法走，丈夫为了章亚若提过离婚，后来为了名伶顾正秋又提过一次，但都被蒋介石一票否决，保住她正妻地位的，是公公对“政治丑闻”的恐惧。 这种压抑在1949年退守台湾后，演变成了沉默，丈夫一句“院长夫人不应打牌”，她就从此戒断了麻将，切断了最后一点社交快乐。 家里的仆人常看到她在翻箱倒柜，甚至再次出现精神躁郁的症状，但在那个年代，这也只能是深宅大院里的秘密，晚年的她独居台北，反复看着苏联电影《战争与和平》。 但这又是一个残酷的悖论：每次看到女主角娜塔莎快乐起舞的片段，她就会立刻关掉电视，她不敢看，那个热烈、自由、敢爱敢恨的娜塔莎，太像曾经的自己了。 2003年生日，俄罗斯大使馆送来了黑面包和罂粟籽点心，老人掰开一块，放进嘴里，那种久违的苦涩瞬间击穿了她所有的防线，她望着墙上的地图，对孙辈说了一句足以概括她一生的话：“我这一生，就像这点心里的罂粟籽，苦啊。” 2004年的冬天，她走了，虽然讣告上依然印着“蒋经国夫人”这个毫无温度的头衔，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终于反叛了一次，她哼唱了一首谁也听不懂的俄罗斯民谣。 而在她的遗嘱里，她要求把骨灰撒在赣江，那里有她亲手建立的孤儿院，也有她彻底破碎的爱情，那里是她作为“蒋方良”最荣耀的地方，也是“芬娜”彻底死去的坟墓。 信源：（怀化新闻网——独守空房积郁成疾：蒋经国夫人裸奔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