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在晋江陈埭江头某鞋厂当车间主任，适逢中秋，厂里给每个工人发一瓶可乐

1998年，我在晋江陈埭江头某鞋厂当车间主任，适逢中秋，厂里给每个工人发一瓶可乐，一小盒月饼，当时我车间有三对夫妻带着小孩上班，我就把这三份都报上去。发完以后，有小人跟老板他妈说了，结果是我被老板训了，我当场就把钱掏了。 我把五块钱放在桌上，转身就走。车间里还是老样子，缝纫机嗡嗡响，空气里飘着橡胶和胶水的味道。那三家的孩子挤在角落一个纸箱边，分着那盒月饼，小口小口地咬着。我经过时，他们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点怯。我没停脚，径直回了车间那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办公室。 风扇在头上吱呀呀地转，吹着热风。我点了根烟，心里堵得慌。倒不是心疼那五块钱，是觉得没意思。窗外天色暗下来，该下班了，但今晚还得加班赶货。 加班的灯白惨惨地亮着。到了八九点，我出去巡查，机器声里混着小孩细小的哼唧声。那个最小的孩子，大概三四岁，趴在妈妈腿边睡着了，脸上还沾着月饼屑。他妈妈脚一下一下踩着踏板，手飞快地过针，时不时低头看一眼。 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回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个月饼——我自己那份，没动。我又走到车间角落，把那月饼轻轻放在睡着的小孩手边。他妈妈愣了一下，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只是眼圈忽然有点红。我摆摆手，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就看见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小网兜，里面装着两个熟鸡蛋，还是温的。没留名字。我拿着网兜，站在门口看了看车间。机器已经开动了，那三对夫妻都在自己的位子上，没人朝我这边看，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天下午，老板忽然来车间转。他背着手，走到那堆纸箱旁边停了停，孩子们正安静地坐在那儿。老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隔天，行政的人搬来三张旧的小折叠椅，说是仓库里清出来的，让小孩别坐地上，凉。 中秋过后大概一个礼拜，有天我下班晚，锁门的时候，看见老板办公室灯还亮着。他推门出来，碰上我，递过来一根烟。“老陈，”他点了火，吸了一口，“你那五块钱，我让我妈还给你阿姨了，让她给你加个菜。”我愣了一下。他拍拍我肩膀，“规矩是规矩，但人心也是肉长的。以后这种事，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月底发工资，我工资袋里多了五块钱，用一张红纸包着，整整齐齐。我把那五块钱收好，没花。 很多年过去了，我早就不在那个厂。但那五块钱，我一直记得。有时候摸口袋里的硬币，叮当响，我总会想起那个白惨惨的加班夜，和小孩脸上没擦干净的月饼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