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7岁的女知青张梅香被领导叫到办公室，一把将她抱住，绝望之际，她没有哭喊，反而冷静地提出了一个大胆要求，竟让她毫发无伤地脱险，还把色狼送进了大牢！ 1969年的冬天，17岁的上海女知青张梅香，正在玉米地里干活，身上穿着一身沾满干硬泥点的粗布衣服，这是当时知青最常穿的衣服，耐磨、耐脏，就是不保暖。 就在她埋头干活的时候，公社的通讯员匆匆跑过来，催得特别急，说公社副主任黄书良找她，要核对工分。 张梅香没多想，立刻跟着通讯员往公社办公室走，因为她清楚，在那个年代，工分对知青来说就是命。 当时的知青下乡插队，没有工资，全靠挣工分过日子，工分多少，直接决定了每个月能分多少口粮，能不能吃饱饭，更关键的是，工分还和回城希望挂钩，只有工分高、表现好，才有一丝丝可能被推荐回城，那是所有知青唯一的盼头，没人敢怠慢和工分相关的事。 黄书良四十多岁，平时在众人面前总是装得很正派、很严肃，大家都得喊他黄主任，没人敢得罪他。 可那天，张梅香走进他昏暗的办公室时，却感觉到了不对劲。办公室里只有一盏煤油灯，灯芯噼啪作响，光线特别暗，黄书良坐在桌子后面，眼神浑浊，看着她的样子很不正常，和平时判若两人。 张梅香刚走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开口问核对工分的事，身后那扇厚重的木门就被黄书良反手插上了，还锁了起来。 张梅香心里一紧，刚想转身，一只满是烟油味的大手就伸了过来，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力道大得让她喘不过气。 换做一般的小姑娘，遇到这种事，早就吓得哭喊、挣扎了，可张梅香没有，她甚至强行压下了身体的颤抖，没有哭一声。 那一刻，她脑子里没有了恐惧，只剩下父亲曾经教给她的话。她的父亲是城里的老刑警，从小就教她，遇到危险的时候，哭和挣扎没用，只会让对方更嚣张，最关键的是冷静，找到对方的软肋，才能有机会脱险，父亲从来没教过她女孩子要怎么绣花，教的都是怎么保护自己、怎么看清人心。 张梅香慢慢停止了挣扎，抬起头，直直地看着黄书良那双充血的眼睛，语气冷冷的，一字一句地说：“黄主任，你这一动手，怕是要把你儿子的前程毁了。” 这句话一说，黄书良掐着她脖子的手瞬间僵住了，力道也轻了不少。张梅香知道，自己找对了他的软肋，她没有给黄书良反应的时间，紧接着又说：“我爹是干什么的，你应该清楚，你儿子下个月要进厂当工人，他的政审表，现在就在我爹的案头压着。” 其实，这只是张梅香的一场豪赌，她根本不确定父亲是不是真的管着黄书良儿子的政审表，甚至不确定黄书良儿子的政审表是不是在她父亲那里，但她赌对了。 那个年代，进厂当工人是非常体面、稳定的工作，比在农村种地强太多，而进厂必须过政审这一关，政审不合格，再优秀也没用。 政审就是审查家庭背景、亲属表现，要是家里有人有问题，或者得罪了相关部门的人，政审就过不了。 黄书良虽然好色，但他更看重自己的权力和家族的前途，儿子能进厂当工人，是他最大的心愿，他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一时糊涂，毁了儿子的前程。在他心里，一时的色欲，远比不上儿子的未来和自己手中的权力重要，所以张梅香的话，一下子击中了他的要害。 感觉到黄书良掐着自己脖子的手慢慢松开了，张梅香没有立刻夺门而逃。她很清醒，她知道，现在要是跑了，没有任何证据，黄书良肯定会反咬一口，说她诬告、造谣，说两人只是发生了误会，到时候，没人会信一个17岁女知青的话，反而会让她自己身败名裂，甚至影响回城。 在那个年代，这种没有证据的纠纷，大多会不了了之，吃亏的永远是女孩子，所以她必须拿到证据，一把钉死黄书良，让他没有反驳的余地。 张梅香的语气变得平静，甚至看不出一丝波澜，她对着黄书良说：“既然黄主任有心帮我（她故意顺着黄书良的心思说，给他台阶下），空口无凭，你给我写个字据，盖上你的私章，保证解决我的回城问题，我就信你，也不会再提今天的事。” 黄书良当时脑子一热，又急于稳住张梅香，怕她真的让自己儿子的政审过不了，竟然真的相信了。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写下了承诺书，承诺会尽快解决张梅香的回城问题，写完后，还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私章，重重地盖在了上面。他不知道，自己写下的这张纸，不是把柄，而是送自己进大牢的罪证。 张梅香看着那张盖了鲜红私章的承诺书，心里特别激动，心脏狂跳不止，但她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小心翼翼地把纸折好，塞进了贴身的口袋，生怕弄丢了。 这时候，她又指了指自己满是泥巴的裤腿，接着说：“我刚从地里回来，一身酸臭味，你要是真想和我谈回城的事，让我回知青点洗把脸，换身干净衣裳，半小时后我自己过来，门外有通讯员看着，我也跑不了。” 这番话既给了黄书良体面，又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黄书良没有多想，挥了挥手，就让她走了。 走出办公室大门的那一刻，张梅香的腿才开始发软，之前强行压制的恐惧一下子涌了上来，浑身都在发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