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老人，拿着一张冥币，到烤串摊前，老板却接过冥币，将烤串给老人。有人提醒老板，太不吉利，老板则表示，我不怕这些。 当晚，夜市灯火通明，烤串摊前人来人往。刘先生远远看见一位老奶奶慢慢走来，她穿着大花棉袄，戴着白色毛线帽，手里攥着一张“钱”。这位老奶奶，他并不陌生。七年来，她常常来到他的摊位前，递上自己“认为是钱”的纸片，换一串烤串。 这一次，老奶奶递过来的，是一张面额不小的冥币。刘先生没有犹豫，像往常一样接过纸币，熟练地把烤串装好，递到老奶奶手中。老奶奶接过食物，转身离开，背影在灯光下显得有些佝偻，却很平静。 这一幕被旁人看在眼里，有人立刻提醒刘先生：“这钱不吉利，还是冥币，大过年的赶紧丢掉吧。”刘先生摇了摇头，回应得很平静：“我不惧这些，她只是想吃点东西，又没有坏心。” 围观者这才知道，这并不是第一次。七年里，老奶奶从未拿过真正的人民币。有时是玩具纸币，有时是印刷粗糙的假钞，有时就是冥币。她始终坚信，拿着“钱”，就可以换到食物。多数摊主会拒绝，甚至驱赶，但刘先生没有。 最初，刘先生也尝试过直接把烤串送给老奶奶，但老奶奶坚决不肯接受。只有在“付了钱”之后，她才愿意把食物拿走。为了不让她挨饿，也为了维护她心中那点“交易”的尊严，刘先生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收下她递来的任何“钱”，然后把烤串给她。 这一收，就是七年。七年里，刘先生的摊位正常经营，没有发生任何纠纷。他清楚，自己收下的不是货币，而是一份对弱者的理解。 从法律视角来看，这个行为并非一句“好心”就能概括，它恰恰符合现行法律对民事行为、社会责任的基本判断。 首先，要明确的是老奶奶的行为性质。根据《民法典》第17条、第19条的规定，成年人原则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因精神障碍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可以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老奶奶长期以非真实货币进行交易，显然不具备对货币属性的正确认知，其行为不具备真实的意思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她递出冥币的行为，在法律上并不构成有效的买卖合同。即便构成民事行为，也属于效力待定或可撤销行为。但关键在于，刘先生并未主张对价权利，而是自愿交付食物，其法律性质更接近于无偿赠与。 《民法典》第657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刘先生交付烤串，没有获取合法货币对价，其行为完全符合赠与的构成要件，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其次，有人担心收冥币、假币是否涉及违法。需要区分的是，《人民币管理条例》《刑法》所规制的，是伪造、变造、持有、使用假币以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而刘先生既未将冥币投入流通，也未以此牟利，更不存在欺骗他人的情形。他的行为不具备任何扰乱金融秩序的社会危害性，自然不构成违法。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这类行为反而契合了法律鼓励的价值取向。《民法典》第1043条明确提出，要弘扬家庭美德、重视社会文明建设。虽然该条款直接针对家庭关系，但其背后的立法精神，是倡导互助、尊重、善意与责任感。这种精神同样适用于社会公共生活。 再从多方视角来看，老奶奶或许并不能清楚理解刘先生的善意，她只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完成了一次“买卖”；围观者最初的惊讶和忌讳，也源于传统观念；而刘先生的选择，则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用个人承担的方式，弥补制度照顾不到的角落。 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的行为并非鼓励他人随意接受假币，而是针对特定弱势个体作出的个别行为判断。他承担的是自己的成本，也清楚界限在哪里。这种克制，恰恰是善意能够长期存在的前提。 七年时间，老奶奶知道，只有这个摊位，她可以“付钱”吃到东西；七年时间，刘先生用同一种方式，让她不必在众目睽睽下被拒绝。这不是情绪化的善，而是一种稳定、理性的选择。 法律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条文堆砌。它在划清边界的同时，也为善意留下了空间。这个空间，不靠口号维系，而靠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具体情境中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