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终于说了句大实话，听得人一哆嗦。 他说，中国是击败日本的决定性因素。 古特雷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其身份决定了他的发言必然基于扎实的历史事实，毕竟联合国本身就是二战反法西斯胜利的产物，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在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上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这一特殊地位正是对中国抗战贡献的直接认可。 很多人对二战的认知存在明显偏差，总觉得1939年欧洲战场爆发才是二战的开端，眼里只有太平洋战场的航母对决和诺曼底登陆的壮阔场面，却忽略了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就已经独自扛起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大旗，这场持续十四年的抗争，才是击败日本的关键所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战场迅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日军原本计划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却没想到陷入了中国军民编织的持久战泥潭。 从兵力部署就能清晰看出中国战场的重要性，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日本陆军34个师团中有32个投入中国作战，占比高达94%，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作为预备队，这种倾巢而出的投入，足以说明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力。 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仍抗击着日军35个师团共138万人，占日本陆军总数的65%，即便到了1943年，东南亚战场兵力增加后，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仍占其师团总数的55%。 要知道当时日本的工业实力远超中国，1937年日本钢产量达580万吨，而中国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都无法自主生产，在这样悬殊的实力差距下，中国能始终牵制日军主力，这份坚持本身就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中国战场的抗争不仅体现在兵力牵制上，更有一系列关键战役彻底打乱了日本的战略部署。 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投入约80万人，与日军28万兵力在上海展开三个月的激战，虽然最终撤退，但这场战役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同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八路军第115师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1000余人，击毁大量军用物资，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万余人，这是正面战场初期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而1940年的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在华北敌后发动大规模进攻，破坏日军交通线、摧毁据点，迫使日军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回防，进一步削弱了日军的作战能力。 这些战役看似分散，却形成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的战略态势，让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始终无法集中兵力投入其他战场。 中国为抗战付出的代价更是触目惊心，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其中军队伤亡380万，占各国反法西斯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 经济损失同样惨重，按照1937年的比价，直接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更是高达5000亿美元，大量城市被毁、农田荒芜，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但正是这份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战略上的主动，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常年消耗，使其兵力、物资持续匮乏，战斗力不断下降。 日本投降前夕，在中国战场的日军兵力达186万人，占其海外总兵力的50%以上，这些兵力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无法支援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为盟军其他战场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更关键的是，中国战场成功遏制了日本“北进”侵苏和“南进”太平洋的战略图谋。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多次要求日本夹击苏联，但日军因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根本无力实施北进计划，只能放弃与德国的战略配合。 而在南进太平洋时，日军因中国战场的牵制，无法投入足够兵力，导致其在太平洋战场的推进始终受到限制。 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曾评价，同盟国能在欧亚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并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与日本的长期缠斗。 这种战略层面的牵制，远比单纯的兵力对抗更具决定性意义，直接影响了二战的整体走向。 十四年抗战中，中国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华北平原的“抗战到底”对联，到海外侨胞踊跃捐款捐物，全国各民族、各阶层都投身到这场民族存亡之战中。 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科学论证了抗战的发展规律，为全国军民指明了方向，让持久战的理念深入人心。 正是这种全民抗战的决心和毅力，让中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到了最后，成为击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 古特雷斯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还原，中国的贡献不该被埋没，更不该被歪曲，毕竟在那场席卷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用十四年的坚守和巨大的牺牲，为世界和平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