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周养浩去任何地方，周养浩提出：“我想去台湾投奔老蒋！”谁知周养浩刚出发，蒋介石就死了！ 1975年3月，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周养浩捏着特赦通知书的手微微发颤。 纸上“准予释放”四个字，像块烙铁烫在掌心里。 管教干部递来三张表格：“留京、返乡、经香港去台湾或出国，你选。” 他没抬头，笔尖在“赴台”栏重重一顿。 “你真要去？” 干部皱眉，“政府给你安排工作，安顿得好好的……” “我认老蒋。” 周养浩把笔一撂，“二十年前他给过我前程，现在该我还债了。” 刚进功德林时，周养浩简直是块捂不热的铁。 同监舍的沈醉总说：“这老哥心里揣着本账，算得比谁都精。” 审讯时他搬出《刑法》条文，把问话变成法庭辩论。 劳动时故意慢半拍，等别人干完活再“帮忙”收尾。 有次徐远举脾气上来要揍他，他眼皮都不抬：“《日内瓦公约》第几条来着？虐待战俘要追责的。” 可谁也没想到，这“笑面虎”会在1960年突然变了个人。 那天沈醉被特赦，临走前夜拍着他床板说：“好自为之。” 第二天，周养浩就找干部要了本《新华字典》，把上海话“侬”改成“你”，把“阿拉”换成“我们”。 劳动时他抢着挑粪桶，别人休息他擦地板，积年油垢擦得能照见人影。 1975年4月，周养浩站在罗湖口岸回头望了眼北方。 云层压得像口没掀开的锅盖，他攥紧手里的赴台批文，心里盘算着到台湾后的日子。 或许能当个顾问，或许能领份退休金，总比在大陆“吃闲饭”强。 可他刚到香港，收音机就炸了，蒋介石死了。 那晚他伏在唐楼的小桌前誊写自传，他盯着“领袖英明”四个字看了半小时，最后划掉改成“时局变迁”。 “老周，节哀。” 旧部捎来蒋经国的回电，“先父新丧，百务待理，容后续商。” 十二个字像盆冰水浇透了他。 接下来的日子，他成了北角街头的“怪人”。 每天三趟去邮局查收台湾电报，风雨无阻。 有次台风天，他撑伞在泥水里摔跤，怀里的电报稿撒了一地。 他趴在地上一张张捡，像捡救命稻草。 “周先生，别等了。” 邮差劝他，“台湾那边早把你忘了。” 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我等的是自己。” 而转机来自美国。 女儿写信说外孙女生病，想见外公。 周养浩捏着信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改去美国探亲。 工作人员看着他的行李箱叹气：“想去就去吧，大陆的门永远开着。” 离港前夜，他烧了写了一半的回忆录。 “原来我这一辈子，就剩这点念想了。” 飞机掠过太平洋时，他第一次感到轻松。 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出口，外孙女扑进他怀里喊“外公”，可他喉咙像堵了团棉花。 女儿后来发现，他口袋里还揣着没寄出的《赴台申请书》。 在美国的日子像杯凉白开。 他搬进马里兰州的二层小楼，清晨遛狗，午后修剪草坪，傍晚读英文报纸。 邻居看他总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好奇问是不是想家乡菜。 他指着食谱说：“想吃茴香馅饺子了。” 1980年，台湾作家段克文在美国出书，把功德林写成“人间地狱”。 记者蜂拥而至，想听“书生杀手”的证言。 “段某人胡说八道。” 周养浩面对镜头只说一句，“共产党给我重生，我不能忘恩。”说完转身就走。 此后他养成个习惯，每年清明给杨虎城墓园寄白菊。 花店老板起初不肯接单，他就自己跑去邮局汇款，附言写“请代购鲜花，费用我付”。 后来老板知道了他的身份，悄悄在花束里多加两支康乃馨。 老板问：“周先生，您这是何苦？” 他望着窗外的梧桐树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欠杨将军一条命，得还。” 1990年夏天，周养浩在庭院除草时突发心梗。 救护车赶到时，他手里还攥着半截水管。 葬礼很简单，除了家人只来了沈醉的女儿。 她放下束菊花轻声说：“我爸让我谢谢您当年没砸死他。” 周养浩的骨灰盒最终没能运回大陆，女儿把它埋在马里兰州的墓园，旁边种了棵白杨树。 2010年，周养浩的外孙女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日记。 最后一页写着：“我等了一辈子，等老蒋，等台湾，等一个‘回家’的机会。可到最后才明白，真正的家，从来不是某个地方，而是心里的那点念想。”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谍谍不休︱云南解放：大特务周养浩被俘，王蒲臣侥幸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