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努廷2023年接受央视专访时说，“我是100%的中国人后代，我的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来自中国。我在泰国出生，我有中文名字（陈锡尧），家里每天也是说广东话。” 阿努廷的表述并非孤立的个人声明，而是泰国华人百年迁徙史与文化传承的缩影。这种100%中国血统的身份认同，背后是数百年间广东籍华人向暹罗的迁徙浪潮，以及他们在当地扎根繁衍的深厚积淀。 明清时期，广州作为中国重要的外贸口岸，海禁政策放开后，大批广东人乘船南下，前往东南亚寻求生计，其中暹罗因地理邻近、社会包容，成为主要目的地。从嘉庆到道光年间，每年移居暹罗的广东、福建人就有数千之多，到19世纪末，当地中国移民已达150万人，其中广东籍占比超过八成，这种大规模的迁徙为后续华裔在泰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阿努廷家中日常使用广东话，并非刻意保留，而是泰国华人社群语言传承的普遍现象。历史上，移居泰国的广东人多来自潮汕、广州等地，他们聚族而居，在商贸往来和家庭生活中坚持使用母语，形成了稳固的语言环境。 即便经过数代繁衍，许多华人家庭依然保持着这一习惯，泰语中也因此渗入了不少潮州语词汇，就连泰国菜的烹煮方法也深受潮州菜影响，这种文化渗透让语言传承有了肥沃的土壤。阿努廷的中文名字陈锡尧，更是华人身份认同的直接体现，在泰国，许多华裔都会保留中文姓名，既作为与祖籍地的情感纽带，也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象征。 这种深厚的华人背景，让阿努廷的表述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泰国华人总数约7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4%左右，其中大部分已加入泰籍，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仍坚守着部分中华文化传统。华人在泰国的经济领域占据重要地位，60%的大机构及银行由华裔人士控制，从大米贸易到现代工业，从零售业到金融业，华人企业遍布各行各业，成为推动泰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政治领域，华裔也早已进入主流阶层，泰国历史上多位总理都是华裔，他信家族祖籍广东梅州，阿努廷本人更是出身华商世家，父亲曾担任泰国看守政府总理，这种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深度融入，让华裔的身份认同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而是成为泰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努廷的表述，本质上是中泰“血缘纽带”的自然流露，这种纽带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融合与共生。早期华人移民到泰国后，与当地泰族通婚，将中国的风俗习惯、经商理念与泰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泰华文化。 泰国潮州会馆等华人团体，不仅致力于传承中华文化，还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救灾恤难、修建学校医院，成为连接华人社群与泰国社会的桥梁。这种融合让华人在泰国获得了广泛认可，“泰华一家亲”早已不是口号，而是“如左右手”般的实际关系，华人的祥和谦让与泰人的热情包容相互滋养，形成了和谐共处的社会氛围。 从现实影响来看，这种身份认同为中泰合作提供了天然的情感基础。作为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中国血统与文化传承，并非单纯的个人表达，而是对中泰深厚民间情谊的呼应。中泰两国在经贸领域联系紧密，华人企业成为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的重要纽带，从农产品贸易到数字经济合作，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清洁能源开发，双方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都离不开华人社群的桥梁作用。 2023年中泰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泰国新发展战略对接，加快中泰铁路建设，重启互免签证协议，这些合作的顺利推进，背后都有着民间层面的情感认同作为支撑。中国游客回归泰国时受到的热烈欢迎，正是这种情感纽带的直接体现，语言相通、文化相近让两国人民的交往更加顺畅自然。 这种传承并非刻意维系，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自然延续。阿努廷的家庭环境是泰国华人生活的典型写照，不说刻意的文化教育，而是在日常交流、饮食起居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着中华文化基因。这种自然传承让华裔在泰国既保持了与祖籍地的情感联系，又能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形成了“双重身份”的和谐统一。 泰国华人既为泰国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也成为中泰人文交流的天然使者，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与技术，更是文化的包容与理解，让中泰关系在官方合作之外，多了一层温暖的民间底色。 阿努廷的表述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核心在于它道出了中泰关系的本质——基于血缘、文化与利益的深度绑定。这种绑定不是短期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是数百年历史积淀的必然。从明清时期的移民浪潮，到如今的全方位合作，中泰关系始终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 华人在泰国的成功融入，证明了不同文化可以和谐共生，也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这种跨越国界的血缘与文化纽带，让中泰“一家亲”的理念有了最生动的注脚，也让双方的合作与交流更具韧性与温度，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