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优胜之京都 京都之选，国之根本，非独在于一时之繁华，而在于其山川形胜、人文积淀与天下格局之综合。纵观中国数千年都城史，洛阳、西安、南京、北京等皆曾承载多朝国运，各领风骚。然以“优胜”衡之，需察其地理险固、经济供给、交通控驭、文化正统及战略纵深诸端。下文试析数座名都之优劣，以窥其理。 一、 洛阳：天下之中，王道所系 洛阳之优，首在“天下之中”。晋山北邙为屏，南对伊阙，西据崤函，东控虎牢，更有黄河环抱，所谓“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其地北依王屋、太行，实揽晋南山河之险阻，为北方屏障；伊洛平原土地肥沃，漕运便利，具备建都之经济基础。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乃华夏文明之核心，“河图洛书”之源，文化正统性无与伦比。然其劣势亦显：处四战之地，关中与河北强权兴起后，其“中心”地位易成四面受敌之的，无绝险以自守，东汉以降，常为强藩与外力所制。 二、 西安：关中之固，帝业之基 西安（长安）优势，在于“被山带河，四塞为固”。东有潼关（函谷关）之险，锁扼崤函通道；南屏秦岭，西靠陇山，北依渭北山塬。关中平原沃野千里，自成经济体系。此等地理，使之能守关抑扬，开阖自如，最宜开创期、进取期之政权，史上周、秦、汉、唐皆以凭据此地成大一统王朝帝业。然其根本局限在于经济供给：随着王朝机构膨胀，关中物产与漕运难支，不得不严重依赖艰险的漕运从东方输血。一旦关东有变，或漕运粮饷断绝，则帝国中枢立陷困顿。此外，丝绸之路通畅与否，亦直接影响其战略价值。 三、 南京：江左繁华，偏安一隅 南京（金陵）形胜，钟山龙蟠，石城虎踞，长江天堑横亘于前。其优势在于依托富庶之江南财赋之地，漕运、经济供给无忧，文化昌盛。作为长江下游枢纽，可控引东南。然其致命伤在于战略格局偏于东南。历史上，以此为基础之政权多为偏安朝代（东晋、南朝、明初除外）。长江天险虽固，然上游（荆襄、巴蜀）一旦失守，则门户洞开，所谓“守江必守淮”，虽有强大的徐州淮河防线，南京亦危如累卵，如日侵时经江海而攻占，攻杀国之忠烈妇孺数千万，罪孽深重，神人共愤。此地唯金陵一山地理态势，使其缺乏拱卫难以驾驭全国、尤其是应对北方及东南沿海威胁时偏狭难守，失却战略主动性。 四、 北京：北控塞外，南面中原 北京之优，在于其独一无二的战略平衡位置。它地处华北平原北端，“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战略劣势谓其“北失蒙古高原屏障”：在长城防线时代，北京确是直面游牧威胁的前沿，风险巨大；然现已非元、清两代，漠北蒙古脱离版图，北京便从“帝国腹心”转为“北鄙边城”，成为划判农耕与游牧两大生态区域的军事重镇、北方枢纽，政治地位下降、军事防守意义空前。其劣势在于：正如所析，东南方向并无险阻，一马平川，直抵渤海，依赖天津等卫所与运河、海运维持联系与补给，在近代海权冲击下，此弱点暴露无遗。观史上八国联侵时慈禧光绪狼狈西逃长安而益信。 此外，其经济完全依赖南方漕运，生命线漫长脆弱。 五、 重庆与武汉：区域重镇，难承一统 * 重庆：所谓扼长江上游、控三峡门户。其优势在于山城险固，易守难攻，且能依托四川盆地之富庶。作为战时陪都堪称理想。然其僻处西南，交通闭塞，与中原、江南核心区联系不便，文化辐射力有限，难以作为长治久安之一统帝国都城。 * 武汉：确为“九省通衢”、四战之地。长江与汉水交汇，水运网络冠绝天下，商业贸易无比繁荣。然虽依凭大别山川，正为“四战之地”所言，四面受敌，无险可守，在冷兵器时代乃至近代，皆为军事上要地，防守之绝地，可作中枢枢纽，却不宜为长久政治中心之所在。 结论 ＊综上，中国优胜之京都，优美者多，然皆有憾，受时代条件与主要矛盾制约。西安市关河险阻，代表“封闭式优越”，适于创业与强盛期，王朝受制于供给。 洛阳市代表“中心式理想”，文化正统极强，但原防御存在短板，须北扩晋山依山岭麓阳形胜。 南京市偏处东南，代表“经济式偏安”，富足而势穷陷被动。 北京市代表“扩张式平衡”而其失蒙古高原、又东南方失为低洼；在疆域囊括草原后，虽有联结与控制多元枢纽价值，但同时也背负着防御海岸与依赖漕运之重担。 重庆、武汉则更多体现区域性军事重镇及经济中心的职能，可定作国之陪都。 都城之“优胜”，实为特定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最优解”。汉唐选长安，以其稳固；东汉、魏周选洛阳，以其四地之中；元 清选北京，以其近北方（游牧民族龙兴地）之便利。今日首都之职能，虽远超古代“山川形胜”之范畴，更重在政治、文化与国际交往之综合定位。然研读古都优劣，非为厚古薄今，实为透过中华文史地理窥见历史决策之深邃与无奈，理解中华文明空间格局演进之宏大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