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来中国访问，当工作人员客气地让他吃饭时，他表示拒绝，并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日本罐头。村上春树的反应，让所有人都尴尬不已，不过得知他“不吃中国饭”背后的原因后，大家都对他很钦佩。 咱们把时间轴拨回到1938年。 那一年，村上千秋才20岁，原本是京都一座寺庙主持的二儿子，还在读大学，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但在那个军国主义狂热的年代，日本国内正在疯狂征兵。在铺天盖地的宣传鼓动下，村上千秋也穿上了军装，成了那个庞大战争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村上千秋所在的部队有多“特殊”。他是日军第16师团辎重兵第16联队的士兵。懂点抗战史的朋友听到“第16师团”这几个字，估计拳头都已经硬了。没错，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主力部队之一，可谓是臭名昭著，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村上春树后来在调查这段历史时，整个人都在发抖。他不敢相信，那个在家里温文尔雅的父亲，竟然是这支魔鬼部队的一员。 不过，经过后来长达五年的反复查证，村上春树发现了一个稍显“庆幸”的事实：他父亲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才入伍进入该部队的，主要负责后勤运输，也就是赶着马车运送粮草补给。 但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那场最惨烈的大屠杀，村上千秋依然是这场侵略战争的亲历者和协助者。进入中国后，村上千秋很快就发现，真实的战争完全不是国内宣传的那样“圣战”，那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野蛮的侵略。 虽然是后勤兵，但他也亲眼目睹了太多日军的暴行。村上春树小时候，父亲偶尔喝多了酒，会断断续续地讲起当年的事。他说起日军是如何处决中国战俘的，说起那些中国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冷静……父亲说这些话时，语气平淡，但听在年幼的村上春树耳朵里，简直就是童年阴影。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村上千秋捡回了一条命，回到了日本。 他和当时很多逃回日本的士兵一样，表面上逃过了审判，回归了正常生活，娶妻生子，后来还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在邻居和学生眼里，他是一个不错的教师，甚至在他去世时，还有很多学生来送行。 但在家里，村上千秋却是一个被罪恶感长期折磨的灵魂。 村上春树童年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就是家里那个透明的圆筒形玻璃箱。那不是用来养鱼的，里面供奉着一尊精致小巧的菩萨。每天清晨，无论刮风下雨，父亲都会端端正正地跪在佛坛前，闭着眼虔诚念经，那种严肃的气氛，让小村上春树根本不敢靠近。 有一次，十几岁的村上春树终于忍不住问父亲：“您每天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父亲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不再隐瞒。他告诉儿子，这是为了超度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既有战友，也有那些死在日军手下的中国人。 这一刻，父子之间那层温情的面纱被彻底撕碎了。 自己一向敬重的父亲，竟然是侵略者，是刽子手的帮凶。 于是，这对父子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冷战”。 他给自己立下了两条近乎残酷的规矩： 第一，绝不生孩子。 村上春树结婚后，坚决选择了丁克。他对妻子坦白了自己的想法：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出生后，还要背负这种沉重的、肮脏的血脉。他认为自己继承了父亲“罪恶的血液”，如果让这个血脉延续下去，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第二，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绝不吃中国菜。 这听起来很荒谬，甚至有点矫情，但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每当看到中国菜，他就会联想到那片被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蹂躏过的土地，联想到那些死难者。 所以，1994年的那一幕，不是他在摆谱，而是他在赎罪。那个日本罐头，就是他给自己画地为牢的囚笼。 他在写作上，也深受这件事的影响。大家看他的书，比如《刺杀骑士团长》，里面就非常隐晦但又坚定地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这在日本那个右翼势力猖獗、极力想要抹杀历史罪行的环境里，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村上春树在多次采访中直言不讳：日本应该道歉，直到受害国说“可以了”为止。他这种“不装糊涂”的态度，在那个普遍选择遗忘和篡改历史的国家里，显得格格不入，却又无比珍贵。 虽然冷战了20多年，但在村上千秋生命的最后时刻，两人还是达成了一种悲凉的和解。 那是2008年，村上千秋已经90岁了，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癌症，癌细胞扩散全身，瘦得皮包骨头。听说父亲时日无多，村上春树终于还是走进了那家医院。 看着病床上那个奄奄一息的老人，村上春树心里的恨意消散了，只剩下一种对命运的无力感。 在最后一次深入的交谈中，村上春树开始尝试站在父亲的角度去思考。 父亲是罪人，但他也是那个疯狂时代的受害者。 父亲告诉他，自己虽然无法改变过去，但在战后的每一天，他都在用念经的方式忏悔。那个玻璃箱里的菩萨，就是他这一生唯一的救赎。 父亲去世后，村上春树虽然表面上和解了，但内心的那个结，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开。他依然在用文字，一遍遍地剖析那段历史，一遍遍地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过去，不要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