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国民党军中的“书生杀手”周养浩，被特赦出狱，在狱中的他积极劳改，原以为他是已经真心悔过。没想到刚出狱，他的“真面目”就再次露出来。 周养浩刚进监狱那会儿，他和沈醉、徐远举关在一起。这三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沈醉属于那种脑子转得快，识时务的人，一看大势已去，虽然心里也打鼓，但态度上软化得快，愿意配合。徐远举是那种脾气暴躁的粗人，一开始硬抗，后来也慢慢服软。 周养浩呢？他是个“两面派”。 在重庆关押期间，沈醉因为交代问题比较积极，在材料里提到了周养浩的事儿。周养浩知道了，那叫一个气急败坏，抄起个小板凳就要砸沈醉。要不是旁边人拦着，沈醉估计得开瓢。 这一砸，其实就暴露出周养浩的一个心理：他根本没觉得自己错。在他看来，沈醉那是“卖友求荣”，是背叛“党国”。他周养浩虽然被抓了，但心里的那个“忠臣”架子，端得比谁都高。 后来转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周养浩变了。 他发现硬抗没好果子吃，于是发挥了他的“特长”，演戏。 怎么个积极法？干活不惜力，学习很认真，写起悔过书来，那是一套一套的，深刻得让看的人都想掉眼泪。他对马列主义的研究，甚至比一些管教干部都深。你也挑不出他什么毛病，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这一演，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里，他的同僚们，像杜聿明、王耀武这些大咖，陆陆续续都特赦出去了。甚至连曾经被他想拿板凳砸的沈醉，也早就特赦了，还当了文史专员，日子过得挺滋润。 周养浩心里急啊，但他城府深，面上不显山不露水，依旧是那个“模范犯人”。很多人都以为，周养浩这是真的大彻大悟了，真的是被感化了。 直到1975年。 这一年，中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犯。这是最后一批了，不管你以前罪多大，哪怕是像周养浩这种顽固分子，也一律给自由。而且政策特别宽大：想留下的给安排工作，想回台湾的，给足路费，以此展示诚意。 周养浩听到这个消息时，估计心里的算盘珠子都快拨烂了。 当时绝大多数战犯，像黄维这样的“硬石头”，最后都选择留在了大陆。毕竟二十多年了，形势大家都看明白了，留下来还能有个安稳晚年。 但周养浩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他申请去台湾。 他和另外九个战犯，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十人团”，要去台湾找他们的“老长官”。 你看，这就是周养浩。他在监狱里那二十多年的“悔过”，那厚厚的一摞“思想汇报”，在那一瞬间变得一文不值。他心里想的从来不是什么“新中国”，也不是什么“赎罪”，他想的一直是：只要我演得好，我就能出去；只要我出去了，我就要回到我想去的地方。 他以为他这一片“丹心”照汗青，台湾那边肯定会敲锣打鼓欢迎这种“忠贞不屈”的老部下吧？ 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他们兴冲冲地到了香港，准备转机去台湾时，台湾当局直接给拒了。理由冠冕堂皇，说什么怕是“统战阴谋”，怕是“间谍”。 实际上呢？蒋经国那时候主政，根本不想惹这个麻烦。在他们眼里，周养浩这些人已经是时代的弃子了。你在这个时候回来，不是给“党国”添乱吗？你为什么没死在监狱里？你为什么没“成仁”？活着回来本身就是一种尴尬。 这一招太狠了。周养浩在香港滞留了整整140天。这140天，比他在功德林那25年还要煎熬。 你为了表忠心，拒绝了大陆的挽留，结果你效忠的主子把你当垃圾一样扫地出门。同行的那个叫张铁石的战犯，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和羞辱，直接在香港酒店里上吊自杀了。 周养浩没自杀，但他心里的那个世界，估计也塌了一半。 最后没办法，去不了台湾，也回不去大陆，正好他有亲戚在美国，他只得转道去了美国投奔女儿。 在美国的那些年，周养浩过得挺沉默。 有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后来有记者去采访他，问他对当年的事怎么看，对特赦怎么看。 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需要演戏给管教看了，也不需要向台湾表忠心了。但他依然没有说出一句真正发自肺腑的、对受害者的忏悔。他说的还是那些场面话，什么“感谢政府宽大”之类的。听着像是客气，其实是一种极致的疏离。他把自己包裹在一个壳子里，拒绝面对真实的自我，也拒绝面对历史的审判。 他和沈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醉晚年写回忆录，那是真敢写，把当年的丑事、坏事抖落得干干净净，他是真心认罪，所以他活得坦荡。 而周养浩，直到1990年在旧金山去世，他都像一个带着面具的幽灵。 他死的时候，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送了花圈。这是一种大国风度，人死为大，毕竟是特赦人员。而他心心念念了一辈子的台湾当局呢？没有任何表示。连个唁电都没有。 周养浩这一辈子，确实是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是他自己一手编剧、自导自演的。 他以为自己聪明，以为自己能把法律、把人心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用“书生”的外表骗了别人，用“改造”的假象骗了政府，最后想用“忠诚”去感动旧主，结果却发现，自己只是历史洪流里一颗无足轻重的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