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北京知青邵东平娶了地主家女儿。在新婚之夜，妻子问他：“东平哥，我家出身不好，你是认真的吗？” 沉默了一会儿，邵东平将她拥入怀里，没有回答她的疑问。 陕北的冬夜寒得刺骨，窑洞外的风声呜呜咽咽，煤油灯的光在墙上投下两人依偎的影子，晃得人心头发颤。妻子陈招娣的手攥着衣角，指节都泛白了——她爹原是村里的小地主，土改时被划了成分，家里的田地、窑洞全被分了，娘带着她和弟弟挤在村头的破庙里，日子过得抬不起头。村里人见了她，不是绕道走，就是戳脊梁骨，就连学堂都不让她进，说“地主崽子不配读书”。 邵东平是1969年下乡的，来时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背着一书包书，是知青点里最文静的一个。他第一次见招娣，是在村头的水井旁。她挑着两只半满的水桶，腰压得弯弯的，额头上全是汗，却不敢放慢脚步。邵东平上前搭了把手，她吓得差点把水桶扔了，抬头看他时，眼里满是惶恐，像受惊的小鹿。 一来二去，两人渐渐熟了。邵东平发现，这个被成分压得沉默寡言的姑娘，心细得很。知青点的灶房漏雨，是她趁着午休悄悄补好的；有知青生病没胃口，她就从家里偷摸揣来几颗晒干的红枣；邵东平熬夜看书，她总会默默送来一碗温热的米汤，不说话，放下就走。他也知道她的难处，见有人欺负她，总会站出来护着，哪怕被人说“胳膊肘往外拐”。 决定娶她时，邵东平没少挨骂。知青点的同伴拍着桌子劝他：“东平，你疯了？娶个地主闺女，你这辈子都别想回城了！” 远在北京的父母写信来哭，说他“自毁前程”。公社干部找他谈话，语气沉重：“小邵，你是根正苗红的知青，前途无量，可不能被成分问题拖累。” 邵东平只是闷头抽烟，抽完了说：“我不管她是什么出身，我只知道她是个好人，我想跟她过日子。” 新婚之夜的沉默，不是犹豫，是邵东平不知道该怎么说。他知道，空口说白话没用，招娣受的委屈太多了，得用一辈子的行动让她安心。 婚后的日子，难得出乎意料。邵东平原本是知青点的骨干，娶了招娣后，评先进、分好活都没了他的份，连回城的名额，也一次次被替换。村里分口粮，会计总故意少给他们家，说“地主家的媳妇，不该多吃多占”。有一次，招娣去拾柴，被几个妇女围着骂，说她“克夫”“带坏知青”，邵东平正好撞见，红着眼眶冲上去，把招娣护在身后，指着那些人说：“她是我媳妇，以后谁再敢欺负她，我跟谁拼命！” 那之后，村里的风言风语少了些，但日子还是紧巴巴的。邵东平白天在地里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还要帮招娣做手工活，换点零钱补贴家用。招娣总觉得亏欠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地里的活也从不落人后。她怕别人说闲话，比谁都勤快，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也从不抱怨。 有一次，邵东平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招娣急得直哭，背着他走了十几里山路去公社卫生院。山路崎岖，她深一脚浅一脚，汗水湿透了衣裳，脚底磨出了血泡，却死死咬着牙，没让邵东平掉下来。邵东平醒来看见她红肿的脚，心里又疼又暖，轻声说：“招娣，让你受苦了。” 她却摇摇头，笑着说：“东平哥，能跟你在一起，我不苦。”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知青点炸开了锅，大家都忙着复习，想抓住这个回城的机会。邵东平也心动了，他想念北京的父母，想念书里的世界。招娣看出了他的心思，悄悄把家里仅有的积蓄拿出来，给他买了复习资料，又连夜给他缝了新书包。“东平哥，你去考吧，” 她轻声说，“就算你考上了，回了北京，我也不怪你。” 邵东平抱着她，眼泪掉了下来：“招娣，我要是考上了，一定带你一起走，咱们永远不分开。” 那段时间，邵东平白天干活，晚上就着煤油灯复习到深夜。招娣坐在一旁，要么纺线，要么帮他整理笔记，不打扰他一丝一毫。有时候邵东平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她就轻轻给他盖上毯子，默默守着他。 1978年，邵东平如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消息传来，村里人都说，他肯定不会回来了，招娣也偷偷抹过眼泪。可邵东平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公社办理手续，要把招娣的户口迁到北京。公社干部惊呆了：“你真要带她走？她的成分，会影响你在大学里的发展。” 邵东平坚定地说：“她是我媳妇，我走到哪儿，就带她到哪儿。” 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窑洞里的煤油灯依旧昏黄。招娣收拾行李，翻出了那件邵东平第一次送给她的碎花布衫，已经洗得发白了。邵东平从背后抱住她，轻声说：“招娣，新婚之夜你问我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他的声音温柔而坚定：“我从来都不是一时冲动，娶你，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你的出身不能定义你，你善良、勤劳、坚韧，这些才是最宝贵的。我邵东平，这辈子只认你一个媳妇。” 招娣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这么多年的委屈、不安，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她转过身，抱住邵东平，哽咽着说：“东平哥，我信你。” 到了北京，邵东平一边上学，一边打零工，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