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王自正持枪冲进了军区政委的卧室，政委连忙呼叫警卫员，谁知，2个警卫员，一个吓得不敢出门，一个在干“荒唐事”。 1970年12月17日凌晨04：50，昆明军区大院32号楼。 这不是战场，而是安保森严的将军府邸。但在那个被寒冬笼罩的破晓，五声枪响撕碎了所有的宁静。 地砖上流淌着温热的鲜血，一位从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杀出、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国中将，竟然在和平年代、在自己的家中被处决了。 死者是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以及他的夫人王里岩。 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现场遗留的数据：两把59式手枪，几枚弹壳，以及两个离奇“失踪”的持枪警卫。 这不是一次外部突袭，而是一场从内部溃烂引发的崩塌。 那时候，如果你站在大院门口，你会看到哨兵缩在军大衣里沉睡，对那个翻墙而入的黑影视而不见。 这简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幕：凶手王自正，一个正在被隔离审查的军区保卫部副科长，竟然大摇大摆地摸进了军械库。 他输入了一串密码，那是三年前他亲手设定的，整整三年，这道关乎生死的防线竟然从未更改过。 柜门弹开，两支上了膛的59式手枪，成了他复仇的獠牙。 王自正的目标原本不是谭甫仁。这个在档案里被查出是河南“还乡团”骨干、背负着血债的伪装者，自知大限将至。 既然“红帽子”摘下来就是死路一条，他决定干票大的。 他先摸到了负责审查他的干部陈汉中家里，扑了个空，杀红了眼的他立刻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转向了更高级别的目标——住在32号院的谭甫仁。 当子弹先夺去了夫人王里岩的生命，枪声惊醒了谭甫仁。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反应极快，他没有躲藏，而是冲出卧室，猛烈拍打警卫室的房门，在走廊里狂奔呼喊：“警卫员！有刺客！” 这本该是最后的生机。32号楼里明明驻扎着两名配枪警卫，只要有一扇门打开，一把枪还击，历史就会改写。 但现实比小说更荒诞。 一号警卫员是个新兵，听到枪声那一刻，恐惧彻底吞噬了他的神经，他缩在厕所的角落里瑟瑟发抖，别说开枪，连呼吸都快停滞了。 二号警卫员的情况更令人咋舌，此刻他正与家中的保姆在库房里私会。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和呼喊，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首长有难”，而是“捉奸队来了”。因为害怕丑事败露，他选择了死不开门，装作不在场。 就是这一扇紧闭的门，断送了将军最后的希望。 王自正一路紧追不舍，直至追到了天井之处。此刻，他与对方之间的距离急剧缩短，那种近在咫尺之感，直教人窒息。最后的射击极其残忍，两发子弹击中要害，谭甫仁军装上的焦痕证明，这是近乎贴身的处决。 杀人后的王自正，冷静得像个冷血动物。 他没有亡命天涯，而是把枪藏回了厕所顶棚，翻墙回到隔离室，躺在床上假装熟睡。即便专案组已然进驻，他竟仍泰然自若，仿若置身事外，若无其事地混迹于人群之中，毫无一丝慌乱与惧意。 这情形曾令调查工作举步维艰，仿佛走入了一条没有出口的死胡同，每一步探索都似撞在无形的墙壁上，让调查陷入了难以突破的困局。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震怒，专案组把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甚至开始怀疑内部高层泄密，审讯方向一度走偏。 谁能想到，那把并不存在的“完美犯罪”锁，是被一个13岁的孩子用童言无忌砸开的。 少年马苏红回忆起，案发前夜有个穿军大衣、方脸、操着河南口音的高个子敲开了他家的窗户，打听陈汉中的住址。 这个侧写，像一道闪电击中了迷雾中的专案组。 当办案人员带着马苏红走进俘管所进行辨认时，那个眼神的对视，成了王自正心理防线崩塌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知道自己完了。 就在专案组准备动手的瞬间，王自正从备用藏匿点掏出了另一把枪，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鲜血溅在墙上“提高警惕”的标语上，讽刺到了极点。 后续的搜查在王自正家中翻出了杀人名单和笔记，他的妻子因为帮藏匿枪支也被判了刑。 然而，这林林总总，皆无法唤回那位于尸山血海中九死一生、浴血归来的老将军。他的身影，已永远消逝在时光的长河里。 谭甫仁的牺牲，是用血写下的教训。 你现在去看看军队的条例，那条雷打不动的“枪弹分离”制度，那条严格执行的“双人双锁”规定，还有对警卫人员直系三代的严苛政审，每一条背后，都站着1970年那个寒冷凌晨的幽灵。 固若金汤的堡垒，往往并非败于外部的猛烈攻势。坚城易守，其真正的动摇常源于内部。真正的威胁，或许从来都潜藏于堡垒之内。 往往是一个未改的旧密码、一个贪睡的哨兵、一次荒唐的通奸，以及那扇在生死关头因为私欲和恐惧而紧闭的房门，合力杀死了英雄。 这一课，代价太大。 主要信源：（中国网络电视台——建国后罕见高级将领遇刺案：谭甫仁被害内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