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军侵华，会发现日军和德军最大的不同是，德军是做坏事的职业军人，他们杀人只是执行命令，而日军不一样，他们的暴行中带着一种近乎野蛮的狂欢感。 顺着这个角度往下看，很多看似零散的史料，反而能拼出一幅极其清晰、也极其残酷的画面。 日军的杀戮，并不总是冷冰冰的效率计算，而常常带着表演性、炫耀性，甚至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兴奋感。 南京大屠杀中那场臭名昭著的砍杀百人大竞赛，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这两名日军少尉，从无锡一路杀到南京，把屠杀当成比赛，把杀人当成成绩。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并不掩饰，反而通过报纸报道进行宣传，事后还试图辩解甚至带着炫耀意味，这已经不是单纯服从命令，而是主动投入暴力，把残忍当作荣耀。 如果说这种行为只是个别军官的疯狂，那同样站不住脚，普通士兵的文字记录，反而揭开了更真实的一面。 日军士兵东史郎在日记中写到侵华过程时，直言自己和战友在杀戮中变成了狂吼的野兽。 他并没有完全推卸责任，而是冷静剖析自己为何会下得去手，如何一步步在环境和教育中被推向麻木与施暴。 这种自我剖白恰恰说明，日军的暴行并非完全来自上级命令，而是被系统性地诱导，甚至被鼓励去享受。 再看当时身在南京的外国人，纳粹党员约翰·拉贝，这个人本身并不是什么人道主义斗士，他来自德国，也清楚德国国内正在发生什么。 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在南京目睹日军暴行后，仍然用兽类的集团来形容他们。 一个亲眼见过现代国家机器如何进行屠杀的人，却对日军在南京的行为感到震惊，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日军的残忍，并不只是数量层面的，而是方式和心理层面的失控。 类似的记录并不只存在于私人日记，随军记者石川达三在小说《活着的士兵》中，几乎是贴着前线描写日军从上海向南京推进的过程。 沿途烧村、杀人、抢掠已经成为常态，南京的大屠杀并不是突然失控，而是一路累积后的集中爆发。 这本书因为过于真实而被日本当局查禁，恰恰说明它触碰到了不愿被正视的真相。 对比德军的暴行，差异反而更加明显，德军的屠杀高度工业化，毒气室、焚尸炉、运输流程，都像冷酷的流水线。 参与其中的士兵，很多时候只是螺丝钉，他们未必享受过程，甚至有人在心理上崩溃，但依旧被体制推着向前。 这种罪恶同样不可饶恕，但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制度化、去人格化的杀戮。 而日军的暴行，则充满了个人参与的兴奋感，砍头、劈脑、刺杀、虐杀，方式繁多，甚至带着炫技意味。 杀人被包装成勇武的证明，被当作向天皇尽忠的投名状，也成了同袍之间相互攀比的资本。 谁杀得多，谁手段狠，反而更容易获得认同，这种氛围，让暴力不再只是任务，而变成一种集体狂欢。 这种狂欢并非凭空出现，它有清晰的思想根源，日本军国主义教育长期灌输效忠天皇重于一切，个人生命轻如鸿毛。 在这样的逻辑下，敌人的生命自然毫无价值，甚至不被视为真正的人。 当士兵被塑造成只负责冲锋和服从的作战工具，情感被系统性压制，人性被剥离，施暴就会变得轻而易举，甚至被当成释放的出口。 也正因为如此，战后清算显得尤为重要，1948年1月28日，参与砍杀百人大竞赛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这不是简单的复仇，而是对一种以狂欢为特征的暴行模式作出的明确否定，历史必须被记住，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这种对生命的彻底轻蔑再次被包装成荣誉。 回望这些史料，会发现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只是死亡的数量，而是暴力背后的心理状态。 当杀戮变成一种享受，当残忍被集体认可，人类社会就会滑向深渊，正视这段历史，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后来者最基本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