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天津。 一个19岁的大小姐回娘家"回门"，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孙家大宅。 她只撂下一句话——"白天斯斯文文的孙少爷，晚上怎么就变了样？" 这句话，捅破了天津豪门的遮羞布，也把她自己推上了一场没有退路的豪赌。 天津卫有句老话：穷不离码头，富不离盐引。 能在这座城里被称一声"八大家"，那就是整个华北的顶级圈子。 杨蕴如她爸，就在这个圈子里吃饭。 父亲是天津银行行长，母亲出身名门。按天津人的叫法，杨蕴如是"长源杨家"的掌上明珠，街坊私下里喊她一声"天津大公主"，绝不是客套。 这个绰号，是用命换来的。 她母亲怀过八胎，前六个要么流产，要么生下来没活过满月。一家人磕头烧香，颠倒神佛，才陆续保住两个——杨蕴如是老大，也是家里那根命根子。 父亲疼她，母亲护她，家里上上下下没人敢大声跟她说话。 就这么一个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姑娘，打小识字读书，进过新式女校，脑子里装着五四运动吹进来的新风气。在她的认知里，结婚，理应是两个人彼此中意，心甘情愿的事。 然而，1926年的天津，新思潮是新思潮，婚约是婚约。 两码事，从来不搅在一起。 这门亲事，是父母做主定下的——对象是天津另一豪门孙家的少爷。 孙家的底子不必多说，生意铺开整个华北，宅子里光伺候人的下人就有几十口。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两家一合计：门当户对，天赐良缘。 杨蕴如没见过那位孙少爷几面。倒也听说，此人生得周正，谈吐文雅，在外头的名声不错。 她心想，或许也不差。 婚礼那天，热闹得很。亲戚朋友挤了满满当当两桌，红烛照得厅里锃亮。孙少爷一身长衫，见人就拱手，笑起来温温和当，活脱脱一副谦谦公子的模样。 然后，夜幕降临，宾客散尽。 就是从这一刻起，那个"谦谦公子"消失了。 后来杨蕴如回娘家，对母亲说的话，家里几代人都没忘记："白天斯斯文文的孙少爷，晚上怎么就变了样？" 她说的是什么，没有人把话挑明过。但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都知道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也知道那个晚上有多难熬。 杨蕴如住回了娘家，死活不肯回孙家。 这下可炸了锅。 孙家人登门，说这是大逆不道，新媳妇"回门"哪有赖着不走的。亲戚里的老人也来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哪有说走就走的道理。甚至有人好言相劝：你一个女孩子家，这事捅出去，丢的是自己的脸。 杨蕴如坐在厅里，一声没吭。 但就是没动。 那是1926年。距离五四运动才过去七年。天津这座城里，邓颖超她们搞的女权运动已经喊出"无恋爱而离婚，不是败德事"；《大公报》上连篇累牍地讨论婚姻自由；新女性们争相传阅《玩偶之家》，把娜拉的出走当成精神图腾。 杨蕴如读过这些。她读懂了其中的意思。 这一仗，她从一开始就没想过退。 她的父亲，那个见惯了商场风浪的银行行长，这一回站在了女儿这边。 他撑起了这场硬仗。 这场事在天津悄悄传开了。 豪门之间，哪有什么秘密？ 但你去细细看，那个年代，和杨蕴如做出同样选择的女人，结局未必都这么体面。直隶第一女师的张嗣婧，困在包办婚姻里苦熬了两年，抑郁而终，连名字都只留在一份追悼会的记录里。更多的女人，受了委屈，咽下去，一辈子不吭声。 杨蕴如能挺过来，靠的是三样东西：第一，家里的底气——父亲有钱有脸，孙家拿她没有办法； 第二，时代的空气——五四之后，"婚姻自由"这几个字，已经不再是禁语，天津的报纸敢写，法院也不得不受理；第三，她自己那口气——一个被全家供着长大的人，知道自己值什么，也知道自己不欠谁。 有人说她任性，说她不识大体。 但我想说的是：她只是早了几十年，先明白了一件事——一个女人，可以不为任何人将就自己的后半生。 这不是骄纵，这是最基本的体面。 天津人爱说"卫嘴子"，但最有劲的那句话，往往只有一句。 杨蕴如只说了一句话，就把整个孙家大宅撬开了一道缝。 那道缝，是她用19岁的骨气凿出来的。 她不是娜拉，她是她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