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母亲邓玉芬，6子参军全“阵亡”哭瞎眼，绝望时，突然有人对她说，你儿子回来了。1891年出生的邓玉芬，一辈子没读过书，却把“中国人”三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那是1944年冬天，密云县张家坟村冷得刺骨。53岁的邓玉芬坐在炕上，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了。泪早就流干了，心也早就跟着六个儿子死在了战场上。屋子里空荡荡的，只剩下她一个人，和墙上那几张再也回不来的面孔。 门外突然响起脚步声，接着是村干部激动的声音：“邓妈妈！邓妈妈！您家老七，永利，他……他回来了！” 邓玉芬浑身一震，手里的针线笸箩“哗啦”一声掉在地上。她猛地站起来，又踉跄着扶住炕沿。回来了？哪个儿子？她七个儿子，老大永全、老二永水、老三永兴、老四永合、老五永安、老六永恩，不是都……都牺牲了吗？老七永利，不是才14岁，跟着八路军走了吗？ 门帘掀开，一个瘦高个子、穿着破旧军装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娘！是我，永利！我回来了！” 邓玉芬的手颤巍巍地摸过去，摸到那张陌生的、布满风霜的脸。是她的小儿子，可又完全不是她记忆里那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了。她的手停在他脸上，好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呜咽，然后整个人瘫软下去，抱着儿子嚎啕大哭。 那哭声，把村里人都引来了。人们站在屋外，听着屋里母亲和儿子劫后余生的痛哭，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多人都跟着抹眼泪。 邓玉芬的故事，得从1933年长城抗战那会儿说起。日本人的铁蹄踏进了密云，邓玉芬和丈夫任宗武带着七个儿子，从山外逃到山里，在猪头岭山上搭了个窝棚住下。日子苦啊，吃野菜，啃树皮，可邓玉芬跟丈夫说：“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当亡国奴。” 1940年，八路军十团进了密云。邓玉芬听说了，这是打鬼子的队伍。她没犹豫，把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叫到跟前：“去，跟着八路军打鬼子去！”两个孩子一个19岁，一个17岁，扛起枪就走了。那是春天，山上的野花刚开。 她自己也成了“编外护士”。伤员来了，她烧热水给他们擦洗伤口；粮食不够，她宁可自己饿着，把省下的粥喂给伤员；没有药，她就漫山遍野找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口上。战士们叫她“邓妈妈”，她听着，心里又暖又酸——她自己的儿子，也在别的战场上，被别人这样叫着吗？ 噩耗是从1941年秋天开始的。先是大儿子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战斗中牺牲。消息传回来，邓玉芬正在给伤员换药，手里的绷带掉在地上，她没哭，弯腰捡起来，拍了拍土，继续包扎。晚上躲进山里，她才对着黑漆漆的山谷哭了一宿。 紧接着是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因无药医治，死在了邓玉芬的怀里。这个17岁离家的小伙子，最后时刻拉着母亲的手，喊的却是“班长……冲锋……” 最惨的是1942年。日军对密云发动大扫荡，邓玉芬背着年幼的七儿子，跟着乡亲们躲进山洞。 同年，丈夫任宗武和四儿子永合、五儿子永安，在种地时遭日军偷袭，全部遇害。三儿子永兴，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六儿子永恩，因伤重不治，死在后方医院。 六年时间，七个儿子，六个牺牲，一个年幼夭折。丈夫也没了。一个家，就剩下邓玉芬一个人，和一屋子的寂静。 她哭啊，白天哭，晚上哭，眼泪流干了，眼睛也哭坏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村里人劝她：“邓妈妈，别哭了，身子要紧。”她摇摇头：“我不是哭我命苦，我是哭我儿子，他们……他们还没看见鬼子被打跑啊。” 所以她听到小儿子永利回来的消息，那种震惊和狂喜，外人根本无法想象。永利告诉母亲，他当年跟着部队走了，参加了抗日，后来又参加了解放战争，他还活着，他回来了，他替哥哥们看到了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邓玉芬被接到北京治病。政府要给她盖新房，她拒绝了；要给她特殊照顾，她摆摆手：“我儿子流血牺牲是为了大伙儿都过上好日子，不是我一个人。” 1961年春节，70岁的邓玉芬病重。临终前，她对守在一旁的村干部和乡亲们说了最后一句话：“把我埋在山上，让我能看着咱们村，看着咱们国家……太平了，真好。” 邓玉芬不识字，她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她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她送子参军，不是因为她多么崇高，而是因为她知道，没有国，哪来的家？鬼子打进来了，谁都得顶上。 她是一个母亲，一个失去了几乎所有孩子的母亲。她的故事，不是英雄史诗，而是一个民族最苦难也最坚韧的缩影。在那场救亡图存的战争中，有无数个邓玉芬，她们或许没有名字，但她们用最沉重的牺牲，托起了这个国家的重生。 我们如今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可曾想过，这阳光是踩在多少像邓玉芬这样的母亲的血泪之上？当我们谈论爱国、谈论奉献时，邓玉芬的一生，就是最沉甸甸的注脚。 一个没读过书的农村妇女，怎么就把“中国人”三个字刻得那么深？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爱这片土地，爱得具体，爱得毫无保留。爱到可以献出自己最珍贵的一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