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太久是什么感觉？104岁的科学家，在家人的陪同下远赴瑞士安乐死，在30秒后突然睁开眼，语出惊人，让众人哭笑不得。 说到大卫古德尔，这可不是一般的小老头。他是享誉全球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哪怕你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在生态学界，他就是“活化石”般的存在。 咱们普通人60岁退休，恨不得立马把工作群退了去跳广场舞，可古德尔教授呢？他对科研的执念，简直刻进了骨子里。 这位老爷子80岁的时候，还在主导编纂那一摞厚得能砸死人的《世界生态系统》系列专著。为了搞数据，他带着一帮孙子辈的学生，一头扎进澳洲的雨林和沙漠。 甚至到了102岁，他还是伊迪斯科文大学的荣誉研究员。学校为了照顾他，不想让他这把老骨头再折腾，委婉地劝他回家养老。老爷子一听就炸了：“我脑子又没坏，凭什么不让我工作？” 虽说没了薪水，但他比拿百万年薪的高管还敬业。因为年纪大被吊销了驾照，他没法开车，就天天拄着拐杖，先坐一趟火车，再倒两趟巴士，单程耗时一个半小时去学校。每天早上九点，同事们准能看到他出现在实验室。大家私底下都开玩笑说：“古德尔教授办公室的灯，比学校的打卡机还准时。” 这种日子，古德尔过了几十年，乐此不疲。在他眼里，生命的意义就是思考、是研究、是那一串串严谨的数据。这份对热爱的较真，比任何院士头衔都更能说明科研人的本心。 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初。那天，古德尔像往常一样在公寓里活动，却不小心摔倒了。对于咱们来说，摔一跤拍拍土就站起来了，但对于104岁的老人，这一摔就是灭顶之灾。他瘫在地上，怎么挣扎也爬不起来，身边没有电话，也没人听见他的呼救。 他就那样在冰冷的地板上，孤零零地躺了两天。 直到清洁工发现他，把他送进医院。虽然命保住了，但医生下了“判决书”：你需要全天候的护理，不能再独立生活了。这对一辈子追求独立、自由的古德尔来说，简直比死还难受。 他的视力退化到连文献都得贴着眼皮看，身体机能的崩塌让他别说去野外考察，连在实验室翻页书都费劲。他甚至没办法自己去坐公交车，没办法自己热一杯牛奶。 这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我要安乐死。 他在接受采访时，对着镜头极其坦诚地说：“我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更不想在病床上糊里糊涂地活。我不怕死，我只怕生不如死地活着。” 这份通透，当时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 但想死也没那么容易。古德尔所在的澳大利亚，当时的法律并不允许安乐死（维多利亚州虽然通过了法案，但要到2019年才生效，且仅限绝症患者）。老爷子是个行动派，既然澳洲不行，那就去瑞士！ 哪怕要跨越半个地球，哪怕要花光积蓄，他也要选一种有尊严的离开方式。 但这笔费用不低，加上路途遥远，需要商务舱来安顿他脆弱的身体。没想到，他的故事传出去后，世界各地的陌生人被感动了，众筹活动一下子凑齐了两万多美金。 出发那天，在珀斯机场，古德尔穿了一件特别显眼的文化衫，上面印着四个大字：Ageing Disgracefully。这既是他的自嘲，也是他对当时僵化法律的无声抗议。他在机场跟送行的人挥手，脸上没有一丝去赴死的恐惧，反而有一种“终于要解脱了”的轻松。 到了瑞士巴塞尔，他过了几天极其惬意的日子。没有插管，没有呼吸机，他坐在植物园里晒太阳，吃着他最爱的炸鱼薯条和芝士蛋糕，和赶来的孙辈们聊以前探险的故事。 2018年5月10日，最后的时刻到了。 按照瑞士诊所的规定，医生不能直接给病人注射，必须由病人亲手操作，以确保这是他完全自愿的选择。 病房里，阳光正好。古德尔躺在小床上，被亲人们环绕着。他点名要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欢乐颂》。当那激昂、宏大的旋律响起时，古德尔脸上浮现出一种圣洁的平静。 医生把输液管的开关交到了他手里，轻声问他：“教授，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转动这个轮子。” 古德尔没有半分犹豫，那双摆弄了一辈子显微镜和植物标本的手，坚定地滑动了开关。 药物开始进入他的血管。房间里静得只能听见呼吸声，亲友们死死捂着嘴，生怕哭出声惊扰了他。大家都以为，这位科学巨匠会就这样在音乐声中，静静地、肃穆地睡去。 大概过了二三十秒，古德尔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皱了皱眉头，看着手里的输液管，用那沙哑的嗓子大声吐槽了一句：“这也花太长时间了吧！” 这话一出，原本压抑到极点的房间，瞬间破防了。大家先是一愣，紧接着有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就是更多人一边抹眼泪一边笑。 这就是大卫古德尔啊！ 哪怕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那个科研工作者“追求效率”的职业病还是犯了；哪怕面对的是死亡这么严肃的事，他那个幽默、倔强的灵魂依然在闪闪发光。 在这句“抱怨”说完后不久，伴随着《欢乐颂》最后的高潮，古德尔教授再次闭上了眼睛。这一次，他没有再醒来。他在自己最爱的音乐里，在亲人的笑声和泪水中，永远地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