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张金哲医生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突然拿起手术刀，咬牙划开了孩子的后背。妻子哭喊着扑上来：“你疯了！这是你的亲闺女啊！” 1948年的北平正笼罩在战乱的阴霾里，城市里的公立医院大多缺医少药，私立诊所也多因时局动荡关门歇业，婴幼儿的重症救治几乎是一片无人涉足的盲区。时年28岁的张金哲，从上海医学院毕业仅两年，在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担任外科住院医师，本是抱着治病救人的初心投身医疗行业，却在自己的孩子遭遇重病时，陷入了无人能解的困境。他的小女儿出生刚满三天，后背出现的小红点快速恶化，皮肤化脓、发黑、皮肉与骨骼分离，确诊为婴儿皮下坏疽。在那个没有特效抗生素、没有专业儿科外科手术室的年代，这种疾病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业内所有医生都默认这是无法挽回的绝症。 他抱着孩子跑遍了北平能找到的每一家医疗机构，从资深主任医师到民间行医的老者，没有人能给出有效的救治方案。医院的药柜里找不到对症的药物，无菌操作的条件更是无从谈起，同事们拍着他的肩膀叹气，劝他接受现实，别做无用的挣扎。他蹲在医院的走廊里，摸着孩子滚烫的额头、微弱起伏的胸口，作为父亲的心疼与作为医生的无力感交织在一起，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深知孩子的身体撑不过当晚，保守护理只能延缓死亡，根本挡不住病情的恶化。 妻子守在狭小的家中，看着丈夫翻出仅有的手术刀、纱布和消毒酒精，整个人陷入崩溃。她不懂医学原理，只知道这是自己拼尽全力生下的孩子，在家中这样简陋、没有任何防护的环境里动刀，无异于把孩子往绝路上推。她冲上去拉住丈夫的胳膊，哭声里全是恐惧，她怕这一刀下去，孩子连最后一丝气息都留不住。 张金哲没有松手，他的声音沙哑却坚定。他在学校里系统学过外科解剖，工作中积累了难得的儿科重症处理经验，整个北平城里，或许只有他有能力做这台绝境里的手术。他清楚这一刀的风险，没有麻醉镇痛，没有生命监护，没有术后抗感染的条件，哪怕差之毫厘，都会引发大出血或严重感染，让孩子当场离世。可他更清楚，不动刀，孩子只能在剧痛中慢慢失去生命，这是唯一的生路，也是他作为父亲、作为医生，必须扛起的责任。 刀锋触碰到孩子皮肤的那一刻，他强迫自己忽略心底的颤抖，凭借对人体解剖的精准记忆，避开血管与神经，稳稳划开坏死的组织。黑红色的脓血瞬间涌出，他屏住呼吸，一点点清理病灶，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极致。妻子瘫坐在一旁，捂着嘴不敢出声，眼泪无声地滑落，整个房间里只有孩子微弱的呻吟和张金哲略显急促的呼吸。 手术结束后，他用煮沸消毒的纱布仔细包扎伤口，连续三天三夜守在孩子身边，定时更换敷料、测量体温、擦拭身体，用最基础的护理方式对抗感染。奇迹真的发生了，孩子的伤口慢慢愈合，体温恢复正常，原本奄奄一息的小生命，终于挣脱了死神的手。这个女婴，成为了当时国内第一例被成功救治的婴儿皮下坏疽患儿。 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张金哲的行医方向。他亲眼见证了中国小儿外科的空白，见过太多家庭因为孩子得不到专业救治而破碎。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牵头创建国内首个小儿外科专业，在设备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亲手设计制作50余种小儿专用手术器械，把全部心血投入到儿科重症的研究与救治中。他用数十年的临床实践，将婴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从近乎100%降至5%以下，填补了多项国内小儿外科的技术空白。 行医近八十载，他成为中国小儿外科的奠基人，斩获国际小儿外科最高荣誉丹尼斯·布朗金奖，从死神手里抢回上万名小患者的生命。他一生清贫，始终把患儿放在首位，晚年依旧坚持出诊，用小魔术安抚孩子，用通俗的小纸条给家长科普知识，用一生践行着医者的仁心与担当。 当年那一刀，从来不是冲动的冒险，是绝境中对生命的极致敬畏，是父爱与医者使命的完美融合。它不仅救下了一个孩子，更开启了中国小儿外科的全新篇章，让无数患病儿童拥有了被治愈的希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