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这个女人长的普普通通的，但一查才知道，实际上大有来头，她做的事更是惊天动地。 她就是王选。或许你还不知道她是谁，但是一提起 “731” 里细菌战，就知道了，是她让日本人承认自己的罪行。 王选的家乡义乌崇山村，是当年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这份伤痛刻在她的骨血里。 小时候她就听父亲讲，十三岁的叔叔在 1942 年的鼠疫中惨死，那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村子，在日军投放的鼠疫跳蚤侵袭下，一千两百多村民里走了四百多人，街巷里的哭声成了老人们一辈子的梦魇。 1941 年起，日军 731 部队在浙江衢州、义乌等地撒布鼠疫、霍乱病菌，疫情蔓延数年，仅义乌一地有名有姓的遇难者就有一千三百多人，八十多个村庄遭了殃，而这只是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冰山一角。 原本王选在日本过着平静的生活，1994 年回乡探亲时，叔叔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叔叔告诉她，村里的老人们要状告日本政府，为细菌战的受害者讨说法，而她是村里唯一一个懂日语的人，希望她能搭起沟通的桥梁。 看着乡亲们眼中的痛苦和期盼，王选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她知道，这不仅是为了崇山村的乡亲，更是为了所有被细菌战伤害的中国人。 可这场维权之路，从一开始就难如登天。当时的日本政府对细菌战的罪行矢口否认，相关史料被刻意掩盖，而中国的受害者们不仅没有充足的证据，甚至连基本的诉讼经费都凑不齐。 王选成了原告团的团长，这个民间的职务，意味着没有固定的经费，没有官方的支持，一切都要靠自己。 但王选从没想过放弃，她一边联系日本的和平人士和律师，一边和中国的受害者们一起搜集证据。她知道，想要让日本政府低头，必须拿出铁证。 她陪着日本律师团走访了浙江、湖南的多个细菌战受害地区，挨家挨户找老人取证，整理口述资料，又在档案馆里翻找尘封的史料。 在无数个日夜的努力下，关键证据终于浮出水面。日军参谋本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的日记，详细记载了 731 部队的细菌战作战计划和实施过程，这份《井本日志》成了最有力的加害证据，而国民政府的相关记载也和这份日志相互印证。 为了证明疫情是日军人为投放，律师团还邀请了传染病专家，从流行病的角度论证了鼠疫并非自然流行。 2000 年，两位 731 部队的老兵更是走上法庭作证，亲口讲述了当年参与细菌战的经过，这些证据一环扣一环，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1997 年，王选带领 180 名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这是中国对日诉讼中规模最大、原告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场诉讼打了五年，开庭十七次，王选一次次站在法庭上，用日语向法官、向日本政府、向世界讲述中国受害者的遭遇，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 2002 年 8 月，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下来了，虽然法院以 “国家无答责” 为由驳回了赔偿请求，但首次明确认定，旧日本军 731 部队在陆军中央的命令下，使用细菌武器作战，造成大量中国平民死亡，这种行为违反了《日内瓦毒气议定书》。 这个判决，意味着日本官方首次承认了细菌战的罪行，这是无数人用五年时间换来的结果，也是王选三十年坚守的开始。 判决之后，王选没有停下脚步，她继续搜集细菌战的史料，把自己整理的录音、照片、地图等电子文档全部捐给了义乌市档案馆，推动建立细菌战诉讼档案数据库。 有人问王选，这么多年苦不苦，值不值？她只是说，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就后退一分。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用一个普通人的坚持，为历史讨回了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