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河北灵寿县的山路上，两个日军侦察兵哼着小调、挎着三八式步枪，大摇大摆地在山路转角处，撞见一个衣衫破烂、满脸尘土的“老农”。 山田和佐藤根本没把这老头儿放在眼里。灵寿这地方，他们来了不下五六回，游击队神出鬼没？笑话！眼前这老农低着头，背篓里就几根柴火，裤腿还打着补丁。山田咧着嘴，步枪往肩上一扛，用他那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嚷嚷：“喂！老头，看见当兵的没有？”老农哆嗦了一下，手指颤巍巍指向东边山谷，嘴里含糊咕哝着“没、没见”。 佐藤不耐烦了，凑过去想揪他衣领——就在这一刹那，老农猛地抬头，那双眼睛哪还有半分浑浊！精光一闪，他右手从怀里掏出的不是什么烟袋，而是一把磨得雪亮的砍柴刀，左手同时甩出块石头，“砰”地砸在佐藤面门！山田惊得去拉枪栓，老农却像豹子似的扑上来，柴刀横劈，刀背狠磕在山田手腕上，三八式步枪“哐当”掉地。整个过程不到十秒，两个鬼子全懵了。 这老农叫李大山，四十二岁，灵寿县南营村人。说他老，那是风吹日晒造的；论身手，游击队里数一数二。1937年秋天，日军扫荡灵寿，他家的三间土房被烧成白地，老婆和六岁的儿子没能跑出来。李大山当时在山上砍柴，躲过一劫，回来只见一片焦黑。村里老人劝他逃难，他闷头蹲在废墟边抽了一宿旱烟，第二天就去找八路军。队伍嫌他年纪大？他当着连长面，百步外一土枪打落树梢的麻雀。进了游击队，他负责侦察，专挑鬼子落单的小股部队下手。这次遇上侦察兵，根本不是巧合——李大山在山上蹲了整整两天，就等着掐断日军往陈庄据点送信的线路。 灵寿县这地方，如今地图上不起眼，当年可是晋察冀边区的咽喉。1938年，聂荣臻元帅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灵寿正好卡在平汉铁路西侧，成了八路军穿插袭击的跳板。 日军1939年初发动“春季扫荡”，目的就是拔掉这根钉子。山田和佐藤所属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任务就是摸清游击队兵力分布。他们大意了，以为中国老百姓都是待宰羔羊，却不知道像李大山这样的“老农”，早把山路每一处岔口、每一块岩石摸得门儿清。 李大山为什么敢独自下手？他后来说过：“鬼子两个人，我算过，他们枪背在肩上，解开带子到瞄准至少三秒。我离他们五步，扑过去两秒够用。石头砸一个，刀砍一个，正好。”这不是蛮干，是猎户出身的他，用打狼的法子算出来的。 干掉侦察兵，李大山没着急走。他快速搜了鬼子兜，翻出张军用地图，上面用红铅笔标着七八个圈，都是游击队常活动的村子。佐藤还有口气，挣扎着想摸腰间的甜瓜手雷，李大山一脚踩住他手腕，柴刀刀尖抵住喉咙：“说，你们据点今晚口令？”佐藤瞪着眼不吭声，李大山手上加了半分力，血珠子渗出来。“富士山…樱花…”佐藤挤出声。李大山记下了，顺手用鬼子绑腿布把两人捆结实，塞进山崖下的石缝。 他捡起步枪和子弹盒，吹了声口哨——短三声，长两声，远处林子里立刻传来回应。不到一刻钟，三个游击队员猫腰跑过来，领头的叫小刘，才十八岁，看见李大山就乐：“李叔，又得手了！”李大山把地图递过去：“赶紧送指挥部，鬼子画了圈的地方，今晚都得转移。” 往回走的路上，李大山才觉得手抖。不是怕，是那股劲儿过了。他想起儿子，要是活着，该九岁了。 每年清明，他偷偷摸回村废墟，在烧焦的枣树根下埋了块麦芽糖——儿子最爱吃那个。游击队日子苦，常饿肚子，但李大山从没抱怨过。队长劝他休息，他总摇头：“我多杀一个鬼子，就少一户人遭殃。”这话实在，没半点虚的。 1939年那会儿，灵寿县游击支队百来人，装备差得可怜，老套筒、汉阳造算好的，多数人拎着大刀梭镖。李大山的柴刀是他自己打的，钢口硬，刃磨得薄，砍过鬼子，也劈过柴。他说这刀顺手。 但问题恰恰在这儿。李大山们再勇敢，也改变不了抗战初期中国整体劣势的局面。1939年，日军仍控制着华北主要城镇和交通线，游击队只能在山区周旋。 李大山的个人复仇，背后是国家积弱、军事落后的无奈。倘若当时中国有完备的国防体系，老百姓何至于用柴刀对抗步枪？历史没有假如，但值得深思。李大山的故事，后来被文艺工作者编成快板书，在根据地传唱。 可他本人听了直摆手：“别唱我，唱唱那些没回来的兄弟。”1942年反扫荡，李大山为掩护乡亲转移，腿部中弹被捕，死在灵寿县城日军宪兵队牢里，至死没吐露游击队半点情报。 如今灵寿县山路早铺了水泥，当年激战的山谷成了果园。当地人偶尔还能挖出锈蚀的弹壳。李大山没有坟墓，名字刻在县烈士陵园的石碑上，排在第二排第十七位。 他可能想不到，八十六年后，人们还在谈论那个春天的早晨。为什么一个个普通农民，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勇气？或许因为，当家园被毁、亲人罹难时，反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种选择，塑造了一个民族的韧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