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川军名将范绍增将七个妻子叫到身边，对她们说道“现在实行一夫一妻了，你们七个当中，我只能留一个”，年轻貌美的七姨太以为会留下她，没想到，范绍增的选择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范绍增这话说出来，堂屋里静得能听见针掉地上的声音。七个女人，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出头，穿着或新或旧的旗袍，坐在雕花木椅上，谁也不敢先抬头。屋外是1950年成都的春天，解放军的宣传队在街上敲锣打鼓唱《妇女翻身歌》，屋里的空气却像凝固了一样。 七姨太陈美云那年刚满二十六，烫着时兴的卷发，嘴唇涂得鲜红。她把手里的绣花帕子绞了又绞，心里七上八下。嫁给范绍增五年，她是府里最得宠的，看戏坐头排，打牌输了钱老爷从不责怪。去年老爷过五十五岁生日，单给她打了副三两重的金镯子。其他几位太太私下嘀咕：“老爷这是被狐狸精迷了眼。” 范绍增没看陈美云，他的目光落在最边上那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身上。那是他的发妻，罗玉珍。罗玉珍低着头，手指关节粗大，那是常年做针线活落下的。她嫁过来的时候，范绍增还不是什么“名将”，只是大竹县清水镇一个混迹袍哥的愣头青。 那是1911年，范绍增十七岁，罗玉珍十六岁。婚礼简单得寒酸，三桌酒席，来的都是镇上跑码头的兄弟。范绍增那时外号“范哈儿”，整天带着一帮弟兄劫富济贫，今天抢了地主家的粮，明天又被保安团追得满山跑。每次他一身泥泞地翻墙回家，罗玉珍从不埋怨，总是默默端来热水和干净衣服。有次他腿上中了一枪，躲在祠堂里三天不敢露面，罗玉珍半夜翻山给他送饭，路上摔了一跤，饭撒了大半，她自己饿着肚子把剩下的全给了他。 后来范绍增拉起队伍投了川军，从排长一路干到师长。官越大，娶进门的女人越多。二太太是重庆绸缎庄老板的女儿，陪嫁了二十箱绫罗绸缎；三太太是成都女学生，会弹钢琴会说英文；四太太、五太太……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罗玉珍始终住在老宅里，种菜养鸡，给范绍增纳鞋底。兄弟们劝他：“大哥，现在身份不同了，大嫂这做派，带出去没面子。”范绍增眼睛一瞪：“你们懂个锤子！” 1937年淞沪会战，范绍增的88军奉命死守湖州。日军飞机天天轰炸，部队伤亡过半。有天下大雨，战壕里积了半尺深的水，士兵们又冷又饿。半夜炊事班送来热粥，每人能分到小半碗。范绍增刚端起碗，传令兵跑过来：“师座，后方送来三十担粮食，还有两百双布鞋！押送物资的人里，就有罗玉珍。 抗战胜利后范绍增当上国防部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搬进重庆的大公馆。其他太太们忙着打麻将、听戏、买进口化妆品，罗玉珍却自己在后院开了块菜地。陈美云有次笑话她：“大姐，现在什么年代了，还自己种菜？”罗玉珍头也不抬：“老爷胃不好，外面的菜油水重，吃不惯。” 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军西南。范绍增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主张退往台湾，一派主张通电起义。那几天范绍增整夜整夜睡不着，在书房里踱步。罗玉珍给他端来醪糟鸡蛋，轻声说：“你十七岁那年跟我说，这辈子最恨欺负老百姓的官。现在老百姓都盼着解放军来，你自己想清楚。”就这一句话，范绍增第二天宣布起义。后来他回忆这段时说：“我那六个姨太太，天天只会哭哭啼啼问带多少金条走。只有玉珍，她知道我在想什么。” 1950年春天，成都军管会颁布《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工作组找范绍增谈话，态度很明确：必须妥善处理多位妻子的关系。范绍增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抽了三包烟，最后把所有人都叫到堂屋。 “玉珍，”范绍增开口了，声音有点哑，“你跟我四十年，没享过什么福，光跟着我担惊受怕了。”罗玉珍抬起头，眼睛已经红了。 陈美云“腾”地站起来：“老爷！我……” “美云，你还年轻，”范绍增摆摆手，“城西那栋小楼归你，我再给你五百块大洋，找个好人家嫁了。”他又看向其他几位太太，挨个安排好房产和安家费。最后他走到罗玉珍面前，这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说话居然有点结巴：“我、我就留玉珍一个。你们要怪，就怪我。” 堂屋里响起压抑的哭声。陈美云把手帕摔在地上，转身跑了出去。其他几位太太默默离开，只剩下范绍增和罗玉珍。夕阳从雕花窗户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罗玉珍抹了抹眼泪，轻声说：“晚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下碗面。” 范绍增后来历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省人大代表，罗玉珍一直陪在他身边。1977年范绍增在郑州病逝，临终前握着老伴的手，说了句谁也听不清的话。罗玉珍把耳朵凑过去，听完后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子女们后来问母亲，父亲最后说了什么。罗玉珍摇摇头，什么也不肯说。但整理遗物时，他们在范绍增的日记本里发现一行字：“这辈子最对不住的是玉珍，最不后悔的，也是选了玉珍。” 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哈儿师长”，那个娶过七房太太的川军将领，最终在新时代的门槛上，用最传统的方式，给了发妻一个迟到四十年的交代。你说他是真心悔悟，还是形势所迫？或许两者都有。乱世英雄的儿女情长，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