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作家刘震云说：“我活了七十多岁，当过官，发过财，名利双收，最后明白一个道理，世上所有的东西都能挑，唯有日子没法挑。”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刘震云嘴里这个“当过官”，是实打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是《农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后来做到编辑部主任，正经的处级干部。 那时候他年轻，笔头子硬，写小说写出了名，但日子过得是按部就班的机关生活。每天看稿、开会、写材料，一眼能看到退休。可他心里那股劲儿憋着，觉得不自在。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一来，他“下海”了。 不是小打小闹，是跟人合伙开公司，做文化，搞出版，真挣着钱了。那会儿见面，别人喊他“刘总”，不再是“刘主任”。用他自己的话说，“发过财”不是吹牛，是经历过。再后来，小说《手机》被冯小刚拍成电影，火了；《一九四二》搬上银幕，更火。名有了，利更足了。他这一辈子，把中国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几条路——仕途、商路、文坛，都亲身走了一遍，而且还都走得挺像样。 走完了，回头一看，他说“日子没法挑”。这感慨，不是矫情，是趟过浑水、见过世面后的透亮。你想啊，他生在河南延津农村，那是1958年，什么光景？饿肚子的年头。 日子苦不苦？没法挑。后来赶上恢复高考，憋着一股劲考上北大中文系，那是改变命运了。可到了北京，一口河南话，一身土布衣裳，在人才济济的北大，日子好过吗？也不好过，得拼命读书，拼命写，证明自己。这日子，也没法挑。当官了，日子按说舒坦了吧？可体制内的条条框框，人情世故，写个报告都得字斟句酌，那种不自由，像穿着西装游泳。 这日子，是他想要的吗？他挑了“官”，但没挑到当官的全部滋味。下海经商，钱是赚了，应酬、谈判、算计，天天跟合同数字打交道，远离了书桌。名利双收后，各种活动、采访、邀约铺天盖地，时间成了最稀缺的东西。他挑了“名”和“利”，随之而来的喧闹与身不由己，也是打包附赠的。 所以刘震云悟出的这个理儿，戳中了大多数人的心事。我们普通人，总以为日子是可以规划的：挑个好学校，挑份好工作，挑个合适的伴侣，挑个升值快的房子……我们一直在“挑”，觉得挑对了选项，好日子就自动来了。 可现实呢？你挑了985，进去发现内卷到崩溃；你挑了高薪大厂，35岁危机悬在头顶；你挑了情投意合的伴侣，婚后柴米油盐照样一地鸡毛。日子它不按你挑的剧本走。它总有意外，有波折，有求不得，有爱别离。你能挑的，只是面对这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具体日子的态度和活法。 刘震云自己就是例子，他没法挑出生在饥饿年代的河南农村，但他挑了读书改变命运；他没法挑体制内的束缚，但他挑了“下海”搏一把；他没法挑成名后的纷扰，但他挑了回归写作，沉到更厚重的历史题材里去，写《一句顶一万句》，写《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他是在没法挑的日子里，一次次挑了自己能走的路。 你看他后来的作品，越来越透着一股对寻常日子的悲悯与洞察。他不再写宏大的叙事，转而盯着那些被日子裹挟着向前的小人物。牛爱国、杨百顺、李雪莲……这些角色，哪个不是在没法挑的日子里挣扎、苦熬、寻找一点微光？刘震云写他们，就像写自己，写我们每一个人。 他笔下没有英雄，只有如何在拧巴的日子里，努力把一口气喘顺了的普通人。这种转向，恰恰是他“活明白了”之后的创作选择。他看清了，日子本身的质地就是粗糙的、充满摩擦的，文学的意义不是给日子涂脂抹粉，而是把这种粗糙和摩擦写出来，让人看见，然后获得一种理解的慰藉。 那我们呢？我们成天焦虑，焦虑工作，焦虑孩子，焦虑房价，焦虑未来，本质上就是想把“没法挑的日子”过得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这本身就是一种妄念。刘震云七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像一盆温水，不急不躁地告诉我们：别跟日子较劲，你较不过它。 你能做的，是在它给定的框架里，把此时此刻过扎实了。该读书时读书，该努力时努力，该担当时担当，该放下时放下。好日子不是挑出来的，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你改变不了日子的长度和许多既定设置，但你可以拓展它的宽度与深度，用你的行动和态度，给这无法挑选的日子，打上属于自己的烙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