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学家姚燧76岁时，和侍奉他沐浴的侍妾发生了关系。第二天，侍妾说：“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留个证物给我吧！”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场发生于元代豪门深宅里的博弈，依然让人脊背发凉。 那一年，姚燧已经辞官归隐，在家安享晚年，年纪大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但毕竟是豪门大户，身边少不了人伺候，其中就有负责侍奉他饮食起居、包括沐浴的侍妾。 在元朝，像姚燧这样的权贵人家，有几个侍妾很常见，这些侍妾大多是用钱买来的，地位特别低下，和家里的婢女差不多，人身都归主人支配，没有一点话语权。 有一天，姚燧要沐浴，这个侍妾就像往常一样在旁边伺候，帮他烧水、搓背、打理一切。可能是一时兴起，也可能是晚年的一时糊涂，姚燧和这个侍奉他的侍妾发生了关系。 这件事在当时的豪门里，其实不算什么大事，主人和侍妾发生关系很普遍，侍妾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只能被动接受。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这个侍妾就主动找到了姚燧，语气很诚恳，也带着一丝顾虑，跟他说：“您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倘若我因为这一次，就此身怀有孕，恐怕家里的人都不会相信，到时候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求您留个证物给我吧。”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侍妾为什么要这么说，其实这不是她多心，而是当时的处境逼得她不得不这么做。在元朝，妾的地位和正妻差得太远，正妻是家里的女主人，妾必须无条件听从正妻的管教，甚至连吃饭都要先等正妻吃过才能动筷子。 而且这些妾大多是贫苦人家卖来的，没有背景，没有依靠，在主人家的命运全看主人的脸色，一旦主人不在了，她们的日子就很难过。 更关键的是，姚燧已经76岁了，在那个年代，76岁已经是高寿，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年纪的老人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 要是侍妾真的怀孕了，姚家的正妻、子女还有族里的人，肯定会怀疑她，觉得她是和家里的其他仆人有染，故意怀个孩子来讹诈家产，到时候等待她的，只会是最悲惨的下场——要么被赶出家门，要么被活活打死，就算侥幸活下来，也会被人指指点点，一辈子抬不起头。 侍妾要的这个证物，不是为了贪图姚家的家产，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万一怀孕后，能有个凭证，证明孩子是姚燧的，能保住自己和孩子的性命，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背后全是她的无奈和算计，也是豪门深宅里底层女性的生存智慧。 姚燧一辈子在官场摸爬滚打，当过翰林学士、集贤大学士，还编写过皇帝的实录，见惯了官场的争斗和家族里的尔虞我诈，他一听就懂了侍妾的心思，也明白她的顾虑不是多余的。 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随时可能离世，一旦自己不在了，这个没有依靠的侍妾，要是真怀了孩子，肯定会被家里人欺负，没有好下场。 所以姚燧没有拒绝她的请求，而是提笔在她的贴身肚兜上写了一首诗，作为证物，诗是这么写的：“八十年来遇此春，此春遇后更无春。纵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坟前拜扫人。” 他还特意嘱咐侍妾，把这个肚兜收好，不到生死关头，千万别拿出来。 这首诗看似是一首情诗，其实是姚燧给侍妾的承诺，也是给未来孩子的身份证明，意思是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遇到了你这一次温情，就算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们，你们也是我的后人，将来也能来我的坟前祭拜。 没过多久，76岁的姚燧就去世了，而那个侍妾，果然怀了身孕，后来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事情果然像侍妾担心的那样，姚家的正妻和子女们一下子就炸了锅，一口咬定这个孩子不是姚燧的，说她是不守妇道，故意用野种来讹诈姚家的家产，非要把她和孩子赶出家门，还要按家法处置她。 就在侍妾和孩子走投无路，快要被姚家人逼死的时候，她想起了姚燧给她的证物，于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那个珍藏的肚兜，姚家的族人、正妻和子女们一看，肚兜上的字迹，确实是姚燧的亲笔，再一看那首诗，所有人都哑口无言，再也不敢怀疑孩子的身份。 族老们也没办法，只能按照规矩，把这个孩子记入姚家的族谱，分给侍妾和孩子一部分家产，让她们母子能安稳度日，这个侍妾，就凭着自己的远见和这一份证物，保住了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也为孩子争到了应有的名分。 这件事看起来只是一件豪门里的小事，可仔细想想，真的让人脊背发凉，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底层女性的性命和尊严，就像草芥一样，随时可能被践踏。 这个侍妾，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的权利，被卖给姚家做侍妾，被主人随意支配，就连怀孕都要担心自己和孩子的性命，只能靠提前要证物来自保。 这场发生在元代豪门深宅里的博弈，没有刀光剑影，却处处都是算计和冷漠，姚燧的默许和留证，看似是善意，实则也藏着豪门主人的优越感；侍妾的请求，看似是卑微，实则是拼尽全力的自保。 这不是什么浪漫的故事，而是那个时代底层女性的悲惨缩影，就算到了今天，再想起这件事，也能感受到当时豪门深宅里的冰冷和无奈，感受到底层女性生存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