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怕侍候黑人”，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了讨好美军，强迫国内平民女性，给美军当慰安妇，一名慰安妇一天要接待50多名美兵，她们直言生不如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城市成了废墟，工厂停摆，粮食紧缺，许多家庭连下一顿都没着落。 美军以占领者身份进入日本本土。 起初有粮食发放，不少人以为苦日子要见底了。 驻军规模越来越大，街头的秩序很快被冲散。 有人在商店拿走东西不付钱，遇到阻拦就动手推搡。 更让人恐惧的，是对年轻女性纠缠甚至是强行带走。 很多家庭白天关门，夜里不敢开灯，女人尽量不出门。 当时的日本政府没把保护平民当成第一件事。 投降没几天，内务系统就让各地警力在驻军周边准备慰安设施。 他们给这套做法套了个好听的外壳，意思是用少数人的牺牲换多数人的安全。 东京方面牵头，成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简称RAA。 启动资金来自官方协调的金融支持，数字大到在当时堪称天文。 文件里甚至把它称作性的防波堤。 这句话翻成大白话，就是拿一部分女人去挡住更多女人。 最初他们想把原有风月场所的人拉进去。 很多人直接拒绝，理由很简单，不愿意伺候昨天的敌人。 招不到人，RAA改成全国登广告。 广告写得像正经工作，涉外俱乐部招女事务员，包吃住包衣服，高薪，年龄卡在18到25岁。 战后失业遍地，寡妇多，孤儿多，从乡下逃到城里的人更多。 不少姑娘想着挣口饭钱，能给老人买药，能让弟妹不挨饿，就去报名。 进了门才发现，所谓事务员根本不是端茶倒水。 证件会被收走，行动被限制，想离开很难。 开张后场面失控，门口排队的人越聚越长。 制度上写着每日接待有底线，现实里往往远远超标。 有的女性一天要面对几十名士兵，忙的时候接近五十多名。 水顾不上喝，饭顾不上吃，倒下就睡，醒来接着熬。 反抗换来的常是殴打和羞辱。 一些人留下满身伤，有人扛不住选择轻生。 钱也没想象中多。 票据结算听着体面，到手却被层层扣走，大头进了经营者和掮客的口袋。 有人攒了半个月想寄回家，只换到够买几斤米的零钱。 卫生条件更糟。 缺少基本防护和医疗，性病像火一样蔓延。 许多人落下终身病根，甚至失去生育能力。 美军内部也开始大面积感染，军医报告堆成山。 这套系统能开下去，靠的从来不是对女性的怜悯。 它更像一笔交易，用底层人的身体换取管理上的省事。 连挑人都有潜规则。 上层家族的女儿被明令排除在外，底层姑娘成了默认可用的资源。 在某些慰安所里，黑人士兵常让受害者更害怕。 并非简单的肤色问题，美军内部的种族歧视压着黑人士兵，怒气更容易向弱者倾泻。 有人提到要侍候黑人就发抖，怕的往往是更重的暴力。 1946年3月，占领当局下令关闭官方慰安所。 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强调纪律与价值观。 真正的导火索，是性病影响部队，美国国内舆论也压了上来。 RAA随之解散。 数万名女性被赶出原先的场所，几乎没有安置和补偿。 身体垮了，名声也被毁了。 回到社会后，她们常遭歧视和嘲笑，被当成耻辱的标记。 为了活下去，一些人转到街头做买卖，被叫作潘潘。 也有人被个别士兵长期供养，等对方回国又被抛下，连带混血孩子也受牵连。 关闭前后，街头针对女性的暴力并未按想象下降，反而在某些时期上升。 这让人看清一件事，把性服务制度化，并不能解决占领军纪律问题。 它只是在国家层面把女性当成可调度的工具，把风险转嫁给最弱的一群人。 多年后，日本社会出现基金和补偿动作。 不少受害者早已不在，留下的人也很难靠一笔钱抹平一生的阴影。 更刺眼的，是一些旧官员轻描淡写，把这事说成小问题。 对经历过的人来说，那不是小问题，是一辈子的噩梦。 战争结束并不等于苦难结束。 真正该被记住的，是当权者在混乱时刻的选择。 一边喊着保全秩序与纯洁，一边把底层女性推到最前面。 把人当消耗品的那一刻，罪恶就会在和平里继续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