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在哀牢山深山里发现4万几乎全裸的男男女女，调查后才发现，他们竟是靠着吃野果和捕猎为生的苦聪人。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哀牢山一带还盘踞着不少残余势力，解放军一边清剿残匪，一边深入深山开展民族工作，毕竟边疆的民族群众还没完全了解党的政策，很多偏远山寨的人甚至不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一支解放军队伍在哀牢山深处的原始森林里，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当时战士们沿着密林巡查，越往深处走，树木越茂密，几乎不见阳光。走着走着，有人发现了几处用树枝和芭蕉叶搭的简陋棚子，棚子低矮得只能弯腰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些野果核和兽骨。 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抬头一看，一群男男女女从树林里钻了出来，几乎全裸，身上只裹着几片芭蕉叶或者破旧的兽皮，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沾满了泥土，眼神里满是恐惧，看到解放军就往树林里跑，跑得比山里的猴子还快。 战士们没有追赶，只是远远看着，心里又惊又疼。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从附近哈尼族老人嘴里得知，这群人叫“苦聪人”，哈尼语里叫“卡规”，意思就是“野人”。 老人说，苦聪人常年住在深山里，不跟外界来往，靠摘野果、捕猎过日子，遇到外人就躲，从来不敢露面。为了找到更多苦聪人，战士们找到一位叫邓三妹的瑶族姑娘帮忙，她的家族和苦聪人有过零星接触，能勉强和他们交流。 跟着邓三妹，战士们又深入深山，这一次才发现，苦聪人不止零星几个，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前后找出来的加起来有4万多人。 这些苦聪人分散在哀牢山的各个密林里，每个小部落只有几十人，靠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没有固定的住处，哪里有野果、有猎物，就搬到哪里，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仔细调查后才知道，苦聪人不是天生就过着这种原始生活。他们的祖先是古代氐羌部落的后代，明末清初的时候，为了反抗官府的镇压和封建领主的剥削，加上连年战乱，一路南迁，最后躲进了哀牢山的深山老林里。 久而久之，他们和外界完全隔绝，慢慢退回了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不仅没有文字，没有货币，连最基本的农业生产都不会，甚至不知道米饭和盐是什么味道。 他们的日子过得极其艰难，没有像样的工具，捕猎靠削尖的木棍和石头做的陷阱，运气好能捕到一只小兽，运气不好就只能吃野果、挖野菜、啃树皮。住的棚子挡不住风雨，冬天只能靠篝火取暖，很多老人和孩子冻得瑟瑟发抖。 女人生孩子，没有布包裹，只能把芭蕉叶烤热了裹住孩子，生完孩子第二天，就得背着孩子跪在地上去挖野山药，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很多婴儿都活不到长大。 有位70多岁的苦聪老人，生过4个孩子，最后全都饿死了，她活了一辈子，直到被解放军发现，才第一次尝到盐的味道。 苦聪人对外界充满了恐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府把他们当成“野人”，不仅不帮助他们，还派人上山抓捕、驱赶，甚至开枪射击。 时间长了，苦聪人就认定，外人都是来伤害他们的，只能躲在深山里，不敢踏出一步。解放军第一次靠近的时候，有个苦聪人在崖上摘野果，看到生人，直接跳崖躲进了丛林，生怕被抓住。 为了让苦聪人放下戒备，解放军战士们没有硬来，每次进山都带着盐、针线、衣物这些生活用品，放在苦聪人棚子旁边，然后远远躲开。 次数多了，苦聪人才慢慢放下警惕，开始试着和战士们接触。1957年春天，金平县政府组建了“苦聪民族访问团”，带着救济物资，分三路进山，用了半年时间，把上千名苦聪人接出了深山，在山脚下建了新村，取名“苦聪新安寨”，让他们定居下来。 刚开始，很多苦聪人不习惯定居生活，还是偷偷跑回深山捕猎，前后反复了好几次。政府没有放弃，派人手把手教他们开田种地、使牛犁田，给他们分耕牛、种子，还办起了学校和医疗点，让苦聪人的孩子能上学，生病能看病。1985年，苦聪人被正式划为拉祜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后来，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实施“155温饱工程”，拨专款改善苦聪人的住房和生活条件，解决他们吃饭难、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 直到2019年，包括苦聪人在内的拉祜族实现了整族脱贫，曾经靠野果捕猎为生的苦聪人，终于过上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好日子。 现在再提起哀牢山的苦聪人，已经没人再把他们当成“野人”。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段苦难的历史，更能看出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如果不是解放军当年深入深山发现他们，如果不是国家一直以来的帮扶，这群躲在深山里的同胞，可能还要在原始的苦难中挣扎更久。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真实发生在哀牢山深处，发生在苦聪人身上的变迁，也是新中国民族团结、扶贫攻坚最真实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