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于右任被迫去了台湾，妻子高仲林、长女于芝秀却留在了大陆。于右任曾经在去了台湾后，又返回重庆接妻女，然而一直等不到于右任的妻女却又在他来到重庆时，去了成都。 这一错，就是一生。时空在1949年的那个春天，对这对老夫妻开了一个无比残酷的玩笑。于右任是什么人？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著名的书法家、诗人。这样的身份，在1949年那个乾坤扭转的关头，决定了他很难有从容选择的权利。他随国民政府迁台，某种程度上是“职务行为”，是政治身份的裹挟。但他的心，有一大半都留在了西安，留在了结发妻子高仲林和女儿身边。 所以才有了他后来那次冒险的返回。能从台湾再折回已被解放军占领的大陆附近区域，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风险？他肯定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他到了重庆，满心期盼与家人团聚，然后一起离开。可他等啊等，妻子和女儿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焦灼等待的时候，高仲林和于芝秀同样在成都苦苦盼着他，她们以为丈夫和父亲会去成都找她们。战乱年代，通信彻底断绝，所有的消息都靠猜测和流传，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就这么擦肩而过。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于右任在重庆的寓所里踱步，望着江面；高仲林在成都的屋里守着行李，听着街上的每一阵脚步声。咫尺，成了天涯。 这次错过，不是偶然，是历史巨轮碾压下个人命运的必然写照。1949年下半年的中国，局势一日数变，交通瘫痪，信息阻塞，个人的行程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渺小如一片落叶。于右任即便身居高位，也无法掌控这样的混乱。他最终只能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担忧，再次独自登上赴台的飞机。这一别，海峡相隔，再未相见。 到了台湾的于右任，表面上看仍是“监察院长”，德高望重。但他的内心世界，从晚年诗作中可窥一斑，充满了去国怀乡的沉痛与对家人的深切思念。他有一首著名的《望大陆》（又名《国殇》），悲怆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这里的“故乡”，既是陕西三原，更是有亲人守望的那个家。妻子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成了他魂牵梦绕却永难抵达的彼岸。 而在大陆，高仲林母女的日子也并不轻松。作为“国民党要员”的家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她们必然承受着不小的政治压力。但根据史料，她们的生活得到了政府的适当照顾，得以平安度日。可物质上的平安，无法抵消精神上的巨大空缺。丈夫、父亲音讯全无，生死未卜，这种牵挂持续了十几年，直到后来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才艰难地恢复了几封书信联系。信中能说什么？无非是报个平安，嘱咐保重，更深的话，一句也不敢写，不能写。薄薄几张信纸，承载的是半生的思念与无奈。 于右任最终在1964年病逝于台北，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大陆的亲人。他的葬礼上，挽联如云，但最核心的哀痛，却是“家国两不全”的千古遗憾。他去世时，妻子高仲林仍健在，却无法赴台奔丧，甚至消息都要辗转才能得知。这对少年夫妻，历经风雨，最终却连死别都不能当面，这是何等的悲剧。 他们的故事，是那个大时代下无数家庭离散的经典缩影。政治的裂痕，直接撕裂了最宝贵的血缘亲情。于右任的悲剧在于，他拥有显赫的名声与地位，却在最根本的人伦团聚面前，无能为力。他晚年书法愈发苍劲磅礴，或许那挥毫泼墨的力道里，就隐含着无法排遣的家国之痛。高仲林则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在历史的背面，默默承受着分离的重量，用一生的时光去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团圆。 这段往事让我们看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面前，个人的情感与命运是多么脆弱。一湾浅浅的海峡，竟能阻隔最深的亲情数十年。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遗憾，更是一个民族一段曲折历史的伤痛印记。所幸，时代的浪潮终究向前，这样的悲剧正逐渐成为过去。但于右任们的故事，依然值得我们铭记——和平与团圆的日常，是多么珍贵而不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