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马关条约》谈判现场，李鸿章提出不能割让台湾，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蛮横地说：岂止一个台湾！不论中国什么地方，我们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 这事儿得把时钟拨回十九世纪末的那个春天。大清帝国的精锐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兵锋直指京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清廷只能把七十多岁的李鸿章推出去当全权大臣，带着儿子李经芳，渡海去日本马关收拾这个烂摊子。 当时的清朝早就千疮百孔了。表面上靠着洋务运动攒了一点家底，买了些铁甲舰，骨子里依旧是那套陈旧腐朽的官僚系统。平时军费被挪用去修园子、搞庆典，保养跟不上，弹药有时连型号都不对。真到了黄海海战、威海卫保卫战，将领之间协同拉胯，后勤更是乱成一锅粥。反观日本，人家经历了明治维新，整个国家机器从教育、工业到军事全部西化，咬着牙勒紧裤腰带扩充军备。这场仗一打，老迈的帝国底裤都被扒了个干净。 李鸿章到了马关的春帆楼，面对的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这两人根本没把清政府的代表当回事。李鸿章在谈判桌上苦苦哀求，试图保住最后一点底线，明确提出绝不能割让台湾。结果呢？伊藤博文连眼皮都没抬，极其蛮横地甩出了一句话：“岂止一个台湾！不论中国什么地方，我们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 这句话简直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整个大清国的脸上。你没有实力，人家就是明抢，你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伊藤博文的策略非常露骨，就是利用军事上的绝对碾压强势施压，意图彻底削弱清朝，把日本在华的利益最大化。 就在谈判陷入僵局、日方步步紧逼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其戏剧性又透着无尽心酸的事。李鸿章在回驿馆的路上，被一个叫小山丰太郎的日本激进浪人近距离开枪行刺，子弹直接打中了他的左眼下方。老头儿满脸是血倒在血泊里，但他清醒过来后，不仅没喊疼，反而觉得这是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他顶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试图用这颗留在骨头里的子弹，逼迫日本在赔款上让步。他本来指望能少赔1亿两白银，结果日方看透了清廷根本不敢再战的底牌，仅仅象征性地松了松口，最终只减少了1000万两。 挨了一枪，换来一千万两的折扣，这听起来像是个荒诞的笑话，背后透出的却是一个国家衰败到了极点的悲哀。最终，李鸿章在伊藤博文“要么签字，要么重启战端”的武力威胁下，颤抖着签下了那份改变东亚历史走向的《马关条约》。 这份条约的条款，用“敲骨吸髓”来形容都嫌不够。 首先是领土的割裂。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全部割让给日本。这对于中国海防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台湾自此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据时期。原本条约里还要割让辽东半岛，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俄国、德国、法国这三个列强一看，日本这小子胃口太大，把辽东占了严重影响他们在远东的利益。于是，这三国联合起来秀肌肉，搞出了一出“三国干涉还辽”的戏码。日本当时羽翼未丰，惹不起这三个欧洲老大哥，只能乖乖把辽东半岛吐了出来。可你以为大清白捡了个便宜吗？根本没有！清廷为此又被狠狠宰了一刀，被迫追加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接下来就是赔款，这笔账算得让人心惊肉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咱们算算这笔经济账，这2亿两白银加上赎辽费，几乎相当于日本当时足足4年的全国财政总收入。大清国本来就穷得叮当响，上哪儿弄这么多现银去？为了支付这笔天文数字的赔款，清廷只能被迫向俄、法、英、德等国的银行大举借款，不仅利息极高，还要拿海关关税、盐税做抵押。国家经济命脉彻底被洋人捏在了手心里。为了逼迫清朝按时交钱，日军甚至无赖地赖在威海卫不走，实行军事占领，直到你把钱付清才肯撤军。 再看看那些通商和特权条款，更是把大清的内部市场扒了个精光。条约规定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这几个地方全是中国经济最富庶、水路最核心的腹地。日本的商船可以直接开进中国的内河，日本资本可以大摇大摆地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最要命的是，其他西方列强早就跟清廷签过“最惠国待遇”的条款，日本拿到的这些特权，其他洋人全部自动共享。日本同时还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这就意味着，洋人的机器轰鸣声彻底碾碎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生存空间，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深渊又往下坠了一大截。 这场灾难对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东亚格局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回到李鸿章这个人身上，作为战败国的签字代表，他在谈判桌上绞尽脑汁、受尽屈辱，试图为帝国减少哪怕一丁点损失，但他个人的外交手腕，根本无力回天。回国后，他毫无意外地背上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政治影响力一落千丈。他常常自嘲是大清这座破屋子的“裱糊匠”，东边漏风补东边，西边漏雨糊西边。可真当狂风暴雨连根拔起这座房子的地基时，几个裱糊匠又顶什么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