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张治中的女婿、国军军长，49年不起义不对抗，而是远走香港。1949年，在国军各处不是选择投靠我军起义，就是死战不退，或者跟着蒋介石前往台湾的情况下，有一位在甘肃驻军的副军长，却三个选择都没有选，而是自己带着家人跑到香港去了。 1949年的中国，到处都透着一股风雨飘摇的劲儿，尤其是国军阵营里，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有人看清局势，主动联系我军起义，保住了手下弟兄的性命。 这位临阵抽身、独走香港的将领，正是黄埔六期毕业、留德深造的国军中将周嘉彬，他的妻子是“和平将军”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这层身份在国军中本该是硬靠山，可到了历史拐点，反倒把他逼进了两难的死胡同。要知道，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军第120军副军长，驻守甘肃，而1949年下半年的西北战场，早已是一边倒的局势。马步芳的精锐困守兰州孤城，外无援兵，内无斗志；胡宗南的部队远在汉中，自顾不暇，根本不会出手驰援。周嘉彬麾下的第120军，本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陈旧、粮草短缺，士兵们人心惶惶，说白了，就是摆在战场上的炮灰，撑不了几天。 真要硬着头皮死战，他手里那几万弟兄，大多是出身农家的孩子，只会白白埋骨西北黄土，他当过兵、带过兵，怎么可能做得出拿弟兄性命换气节的蠢事？跟着蒋介石撤往台湾？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蒋的用人逻辑从来都是“非嫡系不用”，他虽出身黄埔，却不算蒋的核心亲信，再加上岳父张治中早已留在北平，一心为和平奔走，和蒋的立场背道而驰，他这一去台湾，轻则被削权监视、边缘化，重则被当成“异己”清算，连一家人的安稳日子都保不住。 外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最该选的就是起义——岳父张治中已经为他铺好了路，率部投诚既能顺应大势，保住手下弟兄，还能保全自己的名声，可周嘉彬偏偏就迈不出这一步。他怕的不是改朝换代，不是新政权的到来，而是自己身上“国军副军长”的标签，怕这个身份被揪住不放，怕起义后无法融入新的秩序，更怕自己的选择，牵连到已经站在新政权一侧、一心求和平的岳父一家。骨子里的谨慎，再加上几分利己心思，彻底压过了所谓的勇气，他不想赌，也不敢赌，更不愿彻底站到任何一方的阵营里。 1949年8月，兰州解放的前一夜，周嘉彬做了一个被很多人骂“自私”的决定。他没有声张，悄悄给那些不愿继续作战的士兵发了路费，让他们各自返乡，又把带不走的辎重、粮食留给留守的部下，没有留下一句军令，没有和任何下属告别，只带着妻子张素我、孩子，还有几箱自己珍藏的书籍和德文资料，悄悄离开了驻地，辗转多日，最终逃到了香港。 他这一走，群龙无首的第120军，很快就顺应大势宣布起义，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也算是周嘉彬间接为西北百姓、为手下弟兄做的唯一一件实事。到了香港之后，他彻底脱下了穿了半辈子的军装，从坐镇一方的国军中将，变成了混迹市井的普通寓公。曾经手握兵权、前呼后拥，如今却只能整日躲在家里看书、翻译德文军事资料，绝口不提当年在军中的风光，也从不议论时局。 他确实躲开了大陆的硝烟和纷争，却也彻底丢掉了一个军人该有的职责和担当。同样是身处乱世，同样面临抉择，岳父张治中不顾个人安危，为家国和平四处奔走，哪怕被人误解也从未动摇；还有无数和国军官兵一样的人，看清局势后放下武器，选择站在人民一边，守护一方安宁。对比之下，周嘉彬的“独善其身”，就显得格外单薄，甚至有些怯懦。 有人说他聪明，在乱世里用最稳妥的方式，保住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免受战乱之苦；也有人骂他自私，身居高位，却在最关键的时刻，抛下部下、背离职责，只想着自保。不可否认的是，周嘉彬的选择，藏着那个时代很多旧军官的真实心态——他们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没有舍生取义的勇气，更没有家国大义的担当，在时代的洪流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护住自己和家人的安稳。 1950年，看着大陆的局势逐渐稳定，再加上妻子和岳父张治中的反复劝说，周嘉彬终于下定决心，从香港返回了大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改造后，他被安排在水利部门任职，褪去了所有光环，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过着平淡、安稳的日子，直到1976年病逝。 他这一辈子，没留下什么传奇战功，也没有背负什么千古骂名，就只是大时代里一个随波逐流、选择独善其身的普通人。历史从来不会苛责每个人都成为英雄，可身居高位者，每一个选择都关乎无数人的命运，也终究会被刻上不同的底色。周嘉彬选的这条路，是人性的本能选择，也藏着时代的无奈，但它更让后人看清：在家国大义面前，所谓的“独善其身”，终究成不了被铭记的佳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