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记忆之二（王立新）
1984年的高考成功，最终让我在北京邮电大学当了三十多年的大学教师。
我最大的感受是发现学生进入大学的高考分数越来越高，而实际能力却在普遍下降，尤其是两极分化，除了少数特别优秀的学生，大多数人能力都很差，过去人数占比最多的中等学生几乎就没有了。今后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种“能力悬殊的差距”甚至会比贫富悬殊现象更加突出。
其中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高考虽然作为唯一公平的改变个人命运的社会机制不可取消，但传统应试教育的方式必须改革：
因为中国高考的核心不是考学生的创造能力，而是在考中学老师教学的能力，尤其是专业对付考试的能力。
最荒谬的结果就是学生分数很高，但除了考试，啥也不会干，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
百年以来，中小学教科书学习的知识内容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学生的智力天赋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进化，所以在“讲什么，对谁讲”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考试出成绩的关键就取决于一个因素：
谁来讲？老师在高考机制里起决定性作用。
重点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把最能应付考试的“优秀”老师集中起来，专心致志研究如何提升学生的考试分数，而不是发展他们的个性，也不是提升他们的创造力和人格素质。
切记：是教育的目标在决定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式！
培养天才和培养奴才的内容和方法绝对不可能一样。
高考追求高分的目标决定了学生的记忆力、解题能力比想象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重要得多。
在中国家长眼中，凡是与增加学生分数无关的活动都是狗屁，必须禁止。
在奔向高考的路上，能进重点学校就是改变命运的法宝。
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从一所乡镇初中学校考进了赫赫有名的四川省重点中学：
重庆巿第一中学。
我的人生从此得以跨越阶层，彻底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直白的讲就是我、我妺妹、我母亲以我们的下一代…全家所有人都有了北京户口和在北京的房子，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自己当年连想都不敢想的。
当年重庆只是四川省的一个市。
我出生在重庆市下面的綦江县，县下面的石角镇，镇下面的𤅀坪乡，乡下面的一个村。
这个村处在重庆綦江与贵州桐梓交界的大山里。不通电，没有公路不通车，没有自来水…甚至吃不上井水，夏天干旱只能喝河沟和稻田里的泥水。全家人用桶和各种能盛水的盆去满山遍野一瓢瓢把水弄回家，倒进大水缸里，简单用明矾澄清一下，就开喝了。结果我小学二年级得了血吸虫病，大着肚皮休学一年，在山上放羊，否则我就16岁上大学了。
从小我母亲就反复告诉我：发愤学习，只能通过高考离开农村，去一个有电灯、有公路、有自来水的城市里生活。
正是相信高考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在支撑着我每天晩上在煤油灯下学到12点，每天早晨天不亮起来走十几里山路到学校时连老师们都还没有起床。
因为记忆力好，更因为勤奋，老师随便翻开一本教科书的某页，我都能把里面的内容一字不差，倒背如流…我初中一年级全县统考、所有课程的平均成绩是98. 5分。我被乡亲们称为出生时穿着红色胎衣来的文曲星…
然而我上的是𤅗坪乡的新湾中学。老师的学历最多是中学毕业，甚至有小学毕业的老师在教初中。
有位老师就曾经和我争论说《水浒传》的“水浒”是一个人，所以才为他写了传记…
英语老师让我们用中文为英语单词标出读音，比如mouth（嘴巴）这个英语单词的读音就标为“茅斯”，而茅斯在四川农村就是指厕所。所以当老师提问“嘴巴”英语怎么读的时候，有个同学情急之下回答：“厕所！”反正“茅斯”和厕所都是拉屎撒尿的地方…
如果我在这种水平的乡中学读完初中，无论多么勤奋，无论我自己多么优秀，都根本不可能考上省重点中学，也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
感谢我的大姑王开华，她几次到山上来说服我母亲，坚持要把我转到镇上去读初中，并且她找到了一个远房的表亲霍积木，正好是石角镇中学的教务主任，在他的帮助下我终到了一个有电灯的学校读初中二年级。这是改变我命运的第一个关键时刻。学校住宿没有多余床位，一开始我和上高中的表哥廖勇共挤一张床。没有这次转学，我可能最多考上一个中专。
1981年我不听石角镇中学校长陈祖冠老师的劝说，拒绝报考中专，自己坚持冒险报考四川省重点中学并被重庆市第一中学录取。1981年的初升高，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用自己的主见与选择决定了未来的命运。
那一年我14岁。（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