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对李德、博古的批评，首先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突围西征的军事指挥的错误上。 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博古和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 红军本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 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的办法。 开始时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下又变为“全线防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西征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过了老山界后行军途中一路争论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有亟待解决的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洛甫和王稼祥指出，李德、博古坚持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这个方针也是错误的。 他们坚决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