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拿陈寅格来说。
《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记载：“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7月21日又记：“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是这样，知识分子想做事，似乎就是坐在空调室内吹空调，对着外面指指画画，一旦受挫就呼天喊地：
“似乎任何理论最终都会被权力一巴掌打翻”
长征的历史意义就是说，当要实践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不是坐在空调房里面一天到晚瞎逼逼，而是爬雪山过草地，用行动去实践。
陈寅格稍微受了一点压力，就“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怪谁？
怪“任何理论最终都会被权力一巴掌打翻”？
那你活该被打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