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出行，在一景区楼梯拐角处遇到个好动小男孩，身高一米五/六的样子，擦身而过时他伸手咯吱我腰。这个行为很冒犯，第一瞬间我是比较生气了，不过再一打量，这孩子看起来很明显有某种发育障碍的表征，此时他的父亲或者爷爷/姥爷在不远处要他过去，跑起来不要撞到人——我没法分辨那个男人和这个孩子的关系是因为那个男人状似中年但满头白发。在这个情形下我没再有任何生气，完全的谅解这个孩子的行为。
也是同一趟行程中坐火车，车厢里一个婴儿啼哭不止，说实话很闹心，但凭我的认知儿童啼哭是很难被控制的，所以我烦但是我容忍。而不久后，可能是为了哄孩子，婴儿家长开始用手机反复大声公放一段儿歌。
那么这个成年人的行为是我不能接受的，于是我请列车员要求对方关掉手机。对方听劝，很快公放声停止，婴儿又哭了一会儿也停了。
以上两次遭遇可以较为完整的表达我在公共空间被侵扰时的态度。儿童，特别是显然幼小、病患的儿童对我来说，或者说与我相较是弱势，为弱者提供生存空间、宽容弱者是我理解中最基本的社会公义，我烦我不快但我选择忍耐。其实决定我的判断的往往是儿童监护人、也就是已经能控制自己的成年人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