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三年兵的我，被派往遵化“五七”电池厂（职工主要是干部随军家属），完成“军宣队”任务。 记得当时，电池厂的干部家属们，每个月的工资是32元（所有家属都是）。要知道，七十年代排级干部，每个月的工资才52元。而我，整整当了三年兵，每月的津贴也才8元。按照当时当地的消费水平（当时鸡蛋0.04元一个），每个月能拿到32元工资，已经是非常高了。因此，电池厂家属们的生产热情都很高涨，每天都是按时按量的完成工作。 在电池厂完成宣传任务后，1971年3月，我前往北空通信技工训练队，进行为期半年的无线电装备修理业务学习。9月，完成半年的培训学习后，我随即回到遵化部队，开始投入到了紧张的训练和工作中。 1971年9月6日，我回到通信营刚三天，就临时接到了一个任务：部队有重要首长来，临时抽调我参加警卫工作。当时接到任务时，我感觉非常神秘，因为在受领任务时，通信营薛教导员说，必须是班长以上的业务骨干才能参加。可至于是哪位首长来，任务时间和地点等等，他们也不知道，只是让我们作好准备，随时听候通知。 1971年9月7日上午，临时抽调的十几名骨干（包括我），从各连队集合到师部指定地点开会。开会交待的任务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在师招待所的指定区域站岗。要求是除了有”口令者”外，任何人不能靠近。 当时的我，被分到凌晨一点至两点的岗（每班岗一个小时）。在我站岗时，整个招待所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等到凌晨两点，交完岗后，我就完成了站岗任务。由于我们通信员性质，平时的工作经常涉及通信机要等等，保密要求很严。这次站岗，我们不仅没见到“首长”的尊容，甚至连“首长”是谁、住在哪个房间等等都不知道，也不能打听。但当时的我们，对这些也已经习以为常，不管理解不理解，执行任务就是了。 一直等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次执行站岗任务的“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