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后，解放军搜寻二个多月，却不见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下落，他是逃去台湾还是潜藏起来了？ （信息来源：中国知网--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被捉揭秘） 1950年2月6日，一条普通的客轮——“永利轮”，缓缓驶入四川江安县码头。 船上，一个看似普通的商人，鼻梁上残留着眼镜的印记，内心却翻江倒海。 他叫“戴正名”，一个化名，一个掩盖他真实身份的幌子。 而他真正的名字，在当时的大西南，几乎无人不知——王陵基，国民党四川省主席，曾经的“四川王”。 此刻，他像一只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等待他的将是命运的审判。 谁能想到，曾经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最终会以这种方式落幕？ 王陵基的早年经历，就像一部浓缩的民国史。 他留过洋，喝过洋墨水，回国后投身军旅，成为四川最早的一批军阀。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历经磨难，政治和军事经验越发丰富。 军阀混战时期，他可谓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也练就了一身见风使舵的本领。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看中了他的资历和在四川的影响力，任命他为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在四川成了蒋介石的代表，积极对抗共产党的先锋。 他叫嚣着要与共产党“死磕到底”，然而，他的“理想”很快就被现实击碎。 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国民党节节败退，王陵基的部队也兵败如山倒。 曾经不可一世的“四川王”，转眼间变成了“光杆司令”。 大厦将倾之际，王陵基就开始盘算自己的退路。 他原本打算先从川西退到川南，接着经过乐山、沐川等地抵达西康，寻找机会卷土重来。 然而，不知何故，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决定走雅安进西康，据说这个计划还得到了胡宗南和蒋介石的同意。 他甚至还幻想着在雅安吞并刘文辉的部队，真是痴人说梦。 1949年12月12日傍晚，成都解放前夕，王陵基带着残部仓皇逃离成都，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 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新津。 当时的成都，一片混乱，到处都是逃命的散兵游勇。 到了新津，一些散兵游勇跑来投靠王陵基，这让他心里觉得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可是好景不长，彭县那边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突然起义，这个消息让王陵基立刻感到了压力。 他彻底慌了神，从新津逃到邛崃，再到大邑，一路狼狈不堪。 他的队伍不断有人开小差，就连他的嫡系部队——保安五团也跑散了。 王陵基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王陵基无路可走，扔掉了所有重物，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急忙朝温江奔去。 他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惶惶不可终日。 他在温江苏家渡试图召集一些散兵游勇，打算东山再起，可最终还是力不从心。 王陵基最初是想逃往台湾的，但他又担心蒋介石怪罪他没能守住四川，给他穿小鞋。 而且，他也害怕共产党清算他过去的罪行。 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风平浪静后再做打算。 他时不时想偷偷跑到香港去躲一躲，有时又想着在四川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然而，王陵基低估了解放军的决心。 解放军压根就没打算放过他，两个多月的搜捕，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揪出来。 王陵基的东躲西藏，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法网。 他逃到了宜宾，找到自己儿女的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的杨经理，想让杨经理帮忙带他去台湾。 杨经理把王陵基藏在家中，好吃好喝地招待他。 杨家的佣人觉得王陵基的身份不对劲，于是上报了警局。 由于最初信息有误，公安机关误以为王陵基是宋希濂。 2月6日一大早，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收到了宜宾传来的急报，说“永利轮”可能藏有国民党中将宋希濂。 孙仲远迅速安排警力，打算从三个方向拦截“永利轮”。 “永利轮”在经过两次拦截警告后，最终被逼停靠在码头。 孙仲远登船后，对船上乘客进行逐一排查，并将几名可疑人员带回公安局审讯。 其中一个自称“戴正名”的男子引起了孙仲远的注意。 他虽然操着开县口音，却带有明显的乐山口音痕迹。 而且，他鼻梁上残留的眼镜印记也与王陵基的特征相符。 在审讯过程中，“戴正名”显得十分紧张，言辞闪烁。 这个家伙自称卖盐和纱巾的商人，却对王陵基要去台湾的事情那么清楚，这听起来挺奇怪。 为了查明“戴正名”的真实身份，警方找了一些可能认识王陵基的人来帮忙辨认。 金叔衡，以前是王陵基地的人，他仔细看了“戴正名”走路的样子和写字的风格，终于找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原来，王陵基高度近视，走路姿势略有不稳。 金叔衡让“戴正名”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果然发现了这个特征。 此外，王陵基的字迹也比较有特点。 孙仲远要求“戴正名”把他的名字、年纪还有上船的理由写下来。 金叔衡一看字迹，便断定这肯定是王陵基写的。 面对确凿的证据，王陵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至此，“四川王”王陵基的逃亡生涯彻底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