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戴笠死后，有实力地位的军统头子都想组织自己的“小团体”，借此扩大实力，并提高自己在军统中的地位，毛森就是其中野心最大的一个。 毛森在汤恩伯手下做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情报处）处长时即开始组织自己的“小团体”，他手下的一批特务如黄炳炎、袁铭鼎、任鸿传等都是其中的骨干。1949年毛森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这个职位更给了他以大肆搜刮钱财、发展势力的机会，于是他正式开始组织游杂部队训练班，叫黄炳炎负责组训。那些入班受训的，都是中级特务分子，每期训练时间只两星期，学员随到随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毛森逃窜到福建任厦门警备司令，亲自部署组织游杂部队。毛森派黄炳炎到福州以其临澧特警班的关系，大肆拉拢特警班同学，特别是那些有实力的特务。黄炳炎曾特地到陈荣、郑琦等人家里进行动员，告以毛森组织与发展游杂部队计划，叫陈荣等早些出来进行活动，并详细了解了他们手下人的素质情况 7月下旬，黄炳炎第二次来福州，为毛森亲来福州做准备。一天下午，福州的特务林成基等人想试探黄炳炎可否拨些经费，好进行组织活动。见面后，黄炳炎向林成基等人大肆吹嘘毛森，并说美国方面甚为器重毛森，在上海解放时特派飞机载运毛森离沪。黄炳炎还大肆吹熄自己的“能干”。 当林成基等人谈起组建游杂部队一事时，黄炳炎说：“主要依靠特警班同学为核心，为此已电召临时去往香港的魏耿回来。我和魏已在台湾见过面，魏在福州欠人的黄金我可以负责代为归还。我已在台湾高雄准备了很多房屋，只要肯出力的人，都可以把家属送去台湾安顿，并可得到照顾。” 黄炳炎还掏出笔记本，把毛森手订的游杂组织纲领给林成基等人看。谈到具体事宜时，他说：“名义没有问题，你有多少武装，就可以给你多大名义。但经费要自行解决，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发经费的。” 见林成基等人有些失望，黄炳炎诡秘地一笑，说：“有了枪还怕没有钱？” 毛森手订的游杂组织纲领主要有：按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等层次编组；平时应把武器妥藏，纯粹进行地下活动；建立地下交通点，秘密联络指挥，并经常进行训练；如组织已被发现确实无法立足时，应把队伍拉上山头占据要地，进行袭扰活动；经费要自行筹集；为配合反攻，时机成熟时，总部当运用美国飞机或潜艇进行补给等。 1949年8月中旬，毛森由厦门乘飞机来福州。福州警察局特务组主任王调勋在家中举行聚餐，欢迎毛森，并通知在福州的特务头目作陪。待参加的人先后来齐，黄炳炎就将各人介绍给毛森，毛森和众人一一握手。 当时参加聚餐的大小特务有袁绍龄、黄谟、魏耿、魏凯文、金振中、郑琦、陈荣、黄庠、钟英、张统弢等共20余人。 餐后，王调勋叫大家不要回去，说毛森还要对大家训话。由于毛森餐后要午睡（模仿戴笠），大家只好坐在大厅闲聊。午后3时左右毛森出房，大家都正襟危坐，等待训话。他先把自己吹了一通，说：“我参加军统后做出许多成绩，为‘团体’争了光。胜利后保密局在京沪杭等地所办的案子哪一件不是我毛森办的？呈报总裁的情报十有八九也是我毛某供给的。” 毛森还举例说：“浙江省主席陈仪企图背叛，许多机关都不敢奈何陈，结果由我率领几个行动员把陈仪逮捕起来；军统的“训练专家”余乐醒（曾任临澧特训班副主任）也企图叛变，军统的许多行动机关都不敢得罪他，怕余有特殊行动技术，最终也是由我派员缉捕的。。” 毛森还对众人吹嘘说：“我对保密局从来没有说过困难、伸过手、拿过钱，尽心尽力。我就是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为时太短，不然，装备30万军队不成问题。”诸如此类的训话，毛森断断续续讲了一二个小时。 当晚一伙人又在钟英家聚会。毛森和王调勋、钱玉光、钟英、袁绍龄、金振中、黄谟等老资格的特务坐在上席，特警班出身的与其他人都坐在下席，席间大家都向毛森等敬酒。晚餐后，黄炳炎与各人个别谈话，表示愿意干的人，可以把眷属送去台湾。 黄谟、袁绍龄、金振中等一批老特务则在大厅上乘着酒兴大骂保密局负责人：“一生为‘团体’工作，到了紧迫时就把我们丢了。没有钱什么都不能做，空嘴叫喊，哪个不会……”如此等等，大发了一阵牢骚。 当下，毛森委派王调勋为闽北纵队司令，魏耿、魏凯文分为闽北纵队闽江左岸支队司令、副司令，郑琦、陈荣分别为闽北纵队闽江右岸支队司令、副司令。 魏耿还决定于第二天即把眷属送到台北，在他回来前先由魏凯文带着电台到古田布置活动。魏凯文犹豫了一阵才答应先去古田活动。 毛森在福州活动后于第三天乘飞机返回厦门，就在毛离榕的第二天，义序机场即关闭停航。 魏凯文在接受委任后即积极向古田方面活动，企图带着电台进入古田，后因在那里站不住脚，又回福州。福州一解放，他就被解放军抓获了。 郑琦、陈荣接受委任以后，就开始秘密联系，积极活动。福州解放以后，这些人都很快被抓捕。毛森苦心组成的闽北纵队，未来得及发挥作用，就很快覆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