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济南刑警队抓捕“飞贼李燕子”时，让其逃走。上级批评了刑警队长张允贵，限期三个月将李圣五（李燕子真名）捉拿归案。当时张允贵只有27岁，血气方刚，气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暗暗下决心：“就是你李圣五上天入地，我也要捉到你！” 刑警队的全体人员，个个献计献策，日夜侦查，不仅深入到济南的大街小巷，寻觅李圣五的踪迹，还派端木到几个交通要道徐州、蚌埠、兖州等城市侦查。 一天夜里，张允贵正翻来覆去睡不着，侦察组长端木突然兴冲冲地跑来报告：“队长，李圣五有下落了！” “在哪里？”张允贵一骨碌下了床，迫不及待地问。 “在徐州一个妓女家。”接着端木作了详细汇报：有一个国民党师长，徐州解放后和李圣五狼狈为奸，合伙做买卖、搞盗窃。前几天，这个师长被抓，为了立功赎罪，他主动交代了和李圣五的关系，并交代了接头的地点。 张允贵认为这个被捕的原国民党师长的口供是可信的，就连忙把抓捕李圣五的方案报告了上级。 济南市公安局看了报告，立即召开会议。会上大家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这个原师长的口供不可信，说：“李圣五逃到南京的可能性大（当时南京尚未解放），逃到徐州的可能性小，我们不能轻易听信敌言，上当受骗。” 张允贵则认为口供是可信的，指出有两个很充分的理由：其一，这个敌师长欠李圣五一笔巨款，而且是有限期的，他深知李圣五心毒手辣，到期不还李圣五是会干掉他的，他希望李圣五早日被捕，这笔款子就可以一笔勾销；其二，敌师长是个聪明的家伙，他要给自己留一条活路。 上级经研究批准了张允贵带人去徐州捉拿李圣五的方案。张允贵和四名刑警战士化装成“阔商人”，带着这个敌师长一同赶赴徐州，一下火车就直奔歌妓张玉兰的住处。敲了半天门，见无人答话，张允贵便留下两个人在附近监视，又由一人随敌师长挤进了说书场。 当时徐州天桥是说书、唱戏的地带，三教九流最为集中，人山人海，热闹异常。在那里，张玉兰在人群中发现了敌师长。她先是一惊，继而平静如常，和敌师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敌师长马上心领神会，便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傍晚，敌师长只身去找张玉兰，但回来时却像泄了气的皮球。原来，从张玉兰口中得知，李圣五几天之前就离开徐州，到外地去了。干什么去了？何时才能回来？张玉兰都是一问三不知。 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给抓捕行动带来了新的困难。有的战士怀疑是敌师长耍的花招，有的战士怀疑歌妓张玉兰不说实话，也有的战士认为是敌师长和歌妓互相勾结。张允贵最后决定留两个人在徐州继续侦查，余下的人押着敌师长回济南。 回济南后，张允贵又对敌师长的情况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分析，排除了对他的怀疑。敌师长也觉得满肚子委屈，在审讯时说：“请张队长再放鄙人去徐州一趟，如还找不到李贼下落，请加刑重判。” 于是，张允贵又带着敌师长二去徐州。一下火车，张允贵便与徐州公安局取得联系，了解到徐州4至6月共发生了六起大抢劫案。据报案者说，每次抢劫，作案者都是用手枪把店号的经理、店员关到一间房子里不许动，叫他们用被子蒙上头睡觉；然后把财物集中在一起，便慢慢地吸烟、喝茶、洗脸，天将明时才离去。从案情来看，和济南发生的案子很相似，张允贵认为这些劫案很可能都是李圣五干的，这说明李圣五在徐州确实有个“巢”。 1949年6月25日，夜幕降临后，张允贵带人又一次埋伏在歌妓张玉兰住宅附近。突然看见一个黑影一闪，只见黑影在门上敲了三下，房内灯亮了，接着开了半扇门，黑影闪了进去。 这时，敌师长向张允贵暗示，那男人正是李圣五！张允贵马上示意，一位徐州的民警立即叩响了张玉兰住宅的大门。 “谁呀？”里面的女人问道。 “查户口的。”徐州的那位民警很坦然地回答。 稍停了一会儿，大概是里面的人从门缝里看到门外的民警确系当地派出所的，戒心缓解，慢慢打开了大门。不过李圣五毕竟颇有经验，门开之前已把那支随身的手枪藏进大锅洞内（后被搜出）。 待走进屋内，民警假戏真演地问张玉兰： “你家几口人在家？这位同志是？” 李圣五见民警指着自己，想用软的一手对付这些“查户口”的人，他说：“长官，我是来看表妹的。我刚下火车，时间太晚了。天一亮就去报户口，长官放心。” 见李圣五放松戒备，张允贵突然下令：“带走！”话音未落，李圣五的头上已挨了重重的两拳，他刚想反抗，周围的干警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压倒在床上，给他戴上了重铐（脚镣、手铐），因用力过猛，棕床都压了个大窟窿。 这个横行一时、心毒手狠的“飞贼”再也飞不了啦，李圣五像一头被困的野兽直喘粗气，并用凶狠的目光看了看干警们，又猛一回头对张玉兰说：“看好家，后会有期！”然后被推进了囚车。 李圣五先后作下大案35起，欠人命十条，经济南市公安局批准，于1949年7月7日被执行枪决。处决李圣五那天，整个济南城都轰动了。老百姓拍手称快，奔走相告，都说：“真了不起，为济南人民除了一大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