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4日上午，蒋介石正在“江静轮”上和蒋经国闲聊，俞济时走了进来汇报战报：“ 5月1日，共军一部在攻占孝丰后，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向余杭方向疾进。3日拂晓，共军至少三个军向杭州挺进，先头部队已经抢占钱塘江大桥，我军被迫南撤 。” 自5月1日起，国民党海军征调了“江静轮”，该船经过改造后，成了蒋介石的专用船。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俞济时等亲随乘坐着“江静轮”在上海和舟山之间游荡。蒋介石以这种方式出行，一方面是因为在船上方便随时掌握战局，利于指挥，另一方面，蒋介石戒心十足，解放军进军速度极快，他怕待在陆地上当了俘虏。 得知解放军已经进逼杭州，蒋介石的心情一下子烦躁起来，他问俞济时：“共军来的时候，钱江大桥有没有炸掉？” 俞济时说：”据杭州退下来的军队报告，共军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大桥上，守桥部队仓促间没有来得及引爆。”蒋介石叹了口气，示意俞济时接着汇报。 俞济时说：“5月3日，共军已占领杭州大部，情报显示，已经开始向浙东进发。” 蒋介石脸色阴沉，这时一个副官走了进来递给蒋经国一封电报。蒋经国看了看电报，说：“父亲，汤总司令发来的战报，目前东洋泾镇的三十七军损失很大，已经退到浦江以西了；高桥被共军占领，守军大部损失。” 蒋介石沉默不语，许久之后，才说“知道了，让船向上海方向开吧。” 虽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战前，对来访的记者大肆吹嘘“上海固若金汤，至少坚守半年”，但蒋介石并不相信，蒋介石所考虑的是，在上海的黄金、白银等物资全部转移到台湾之前，上海务必要坚持住。蒋介石并不希望汤恩伯的部队在上海和解放军硬拼消耗过大，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没有多少有战斗力的部队了，他还希望将这些部队中的精锐在战局不利的时候，撤往舟山、台湾。 蒋介石乘坐“江静轮”于舟山、上海之间往返，有时候船就停在途中，但是蒋介石的督战毫无意义。从5月12日开始，蒋介石每天收到的都是吃败仗的战报，到了后来他已经麻木了。 5月23日，俞济时报告说：“汤总司令报告，正集中五个团的兵力，和共军主力在金家桥血战，伤亡很大，但死战不退。” 蒋介石并不相信汤恩伯这种有水分的战报，直接问道：”苏州河什么情况。” 俞济时略带无奈地回答：”共军已经攻到苏州河以南了，战局非常不好了。” 一旁的蒋经国说：”父亲，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舟山了。” 蒋介石说：”再等一等吧。” 5月26日清晨，蒋介石乘坐的“江静轮”向舟山驶去，走的时候蒋介石对俞济时说：”你马上给汤恩伯和石觉发电报，让马上把部队撤出来，一定要快。“ 实际上，从25日开始，汤恩伯和石觉就已经有选择性的给亲信部队下达撤退命令。以五十四军为例，该军第八师师长施有仁在25日下午接到了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石觉的电话，在电话中，石觉叮嘱施有仁说：”你只顾撤退，不要管其他部队，各部队的撤退时间不一样，你不要告诉交警部队。“ 接到命令的施有仁马上将团以上军官召来，简单地说完后，众人便各自去组织。等到施有仁带着残部到码头的时候，由于船只有限，分配给他的第八师的只有一艘三千吨的轮船，看起来似乎吨位不小，但是船上装了二千吨的面粉。施有仁费了老大的劲，全师也只有1000多人上船。施有仁师是国民党军逃离上海的一个缩影，可见当时的狼狈。 在后来撤逃时，汤恩伯搞区别对待，优先让嫡系和自己关系好的将领率部撤退，而对关系一般的将领及杂牌部队，则一再拖延甚至不去下达撤退命令。37军军长罗泽闿在汤恩伯都已经登船了，还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后来他侥幸逃到台湾后，自然不会放过那位欺骗他的“汤司令”。在军事检讨会议上，罗泽闿指责汤恩伯歧视37军，不管37军官兵的死活，引起不晓得风波，当然这都是后话。 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乘坐“江静轮”来到了舟山，不过船在舟山码头临时停靠时，蒋介石并没有下船，稍事休息后，他坐着“江静轮”将舟山各岛屿视察了一遍，上海丢失在即，蒋介石此举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自解放军渡江以来，国民党军大部都是一触即溃，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 蒋介石的原计划是在舟山视察完毕后，乘坐“江静轮”返回台湾。但是上海的解放速度超乎蒋介石的预料，当时解放军也已占领浙江大部，蒋介石怕乘船前往台湾的途中，万一遇见解放军乘坐小船拦截，那就问题大了。为了安全起见，蒋介石决定从舟山乘坐飞机前往台湾。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5月1日，蒋介石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召见团以上军官，训话打气后，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我这次来了上海，就留下不走了，亲自指挥战事，与官兵共艰苦，与上海共存亡。” 言犹在耳，可是在上海解放的同时，蒋介石已经到了台北。不知道当时听训的国民党军官在知道真相后，是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