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世嫉俗的人一般都藐视权贵。 被夏衍誉为鲁迅之后最好杂文家的聂绀弩，就是一个典型。 1949年6月，聂绀弩和楼适夷从香港进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结束后，上面下来一个通知，要他们二人第二天上午去北京饭店，一位中央首长要召见他们。 聂绀弩接到这个通知，态度颇为冷淡，第二天召见的时间快到了，他还在鼾声如雷地睡大觉，楼适夷掀他被子，喊他赶紧起来，他玩世不恭地说，不就见个当官的嘛。要去，你自己去吧，我觉还没睡醒呢！ 聂绀弩一生颠沛坎坷，经历不少苦难，很多人有这样的境遇，到了晚年，人就圆了，但是聂绀弩不这样，不仅藐视权贵的棱角依旧在，而且更加的顽横老辣。 聂绀弩晚年编过一本自己的诗集《散宜生诗》，胡乔木来看望他的时候，主动提出来要为这本诗集作序。面对这莫大的荣幸，聂绀弩态度依旧冷淡，等到诗集出来，有著名作家登门祝贺，并且问他，老聂，你是怎么找到胡乔木，请他作序的？ 听到这话，聂绀弩脸色一变，愤懑地说，妈的，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给搞坏了！ 聂绀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弃武从文，资格其实相当的老。 聂绀弩出身贫寒，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这是他后来瞧不上林彪，私下经常痛斥他的底气。1926年，聂绀弩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论资历，他跟蒋经国是同学，跟邓小平是同窗。 回国之后，聂绀弩没有从政，也没有从军，而是从了文，并且依仗才华横溢，文风极其辛辣，大有不甘居于人下之势。 蒋介石一度非常欣赏他，想将他揽入麾下，担任机要秘书，但他不屑侍奉权贵，竟拂袖而去，不予理睬。 虽然反对强权，刻意远离政治，但在1934年，聂绀弩还是加入了共产党。 这让他后来的遭遇，显得非常的荒诞。 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聂绀弩被认定“有重大历史问题”而遭到隔离审查。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一向狂狷耿直的聂绀弩再次受到冲击。 他的不愿出卖自己心声，一度让懦弱的人感到惊愕，当然他也为此遭了不少罪。 在一次“反右”批判会议上，他拍案而起，怒目而斥：“你们磕头求人家提意见，提了又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不是骗人是什么？人家不讲，非得逼着哑巴说话，说了就定罪名，扣帽子，打棍子，你们如此这般，究竟意欲何为？” 因为态度死硬，聂绀弩后来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1960年，经周公干涉，才让他回到北京。 然而，回到北京之后，很快他就遭遇了更大的灾祸。 因为愤世嫉俗，私下抨击林彪、江青，写反革命诗词，1967年1月25日，聂绀弩在东直门新源里的家中，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这一次，聂绀弩坐了10年牢，1973年因为辱骂“革命女旗手”，差点被处死。 1975年冬天，主席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聂绀弩的妻子周颖请托熟人帮忙，“钻了一个空子”，以聂绀弩是黄埔二期生，可算成“国民党军特警”，将他救了出来。 后来每谈及自己这段被“特赦”的荒诞经历，聂绀弩都要拍着床板怒吼：“老子30年代的共产党员，一生光明磊落，没想到竟会作为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才苟全了这条老命！” 关于聂绀弩1967年被捕，遭遇十年牢狱之灾，因为章伯钧女儿、女作家章诒和的一段披露，曾一度引起针对知识分子幽暗人性的大讨论。 章诒和说，聂绀弩的“反动言论”都是私下跟最好的朋友讲的，是他的那些朋友一笔一划将他“写”进监狱的。 章诒和的意思，聂绀弩遭到了那一些最好朋友的出卖，他们是可耻的“告密者”。 章诒和说，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有两类告密者，一类是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交代材料的那一些人；另一类就是极其阴险的主动告密者，这类告密者不是我们独创，只要有独裁，这类告密者就会出现。 章诒和曾引述过好几份告密材料，第一份的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 这些告密材料汇报上去之后，据说罗瑞卿曾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审视那一段惨不忍睹的历史，多少父母，遭到了子女的告密，多少夫妻，遭到了爱人的告密，多少好人，遭到了朋友的告密······比起因此所遭受的苦难，这种有悖人伦道德的伤害，才是最沉痛的。 意味深长的是，对待这些告密者，聂绀弩并没有过多的记恨，有些后来还有来往。 他曾在胡风事件中，表达过他的看法。 在胡风事件中，艾芜因为提供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因此艾芜成为世人眼中可耻的“犹大”，不被原谅。 但聂绀弩却认为，将艾芜看成“犹大”是不对的，人们只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横行逆施的总督，真是荒谬绝伦。 对于聂绀弩的大度深刻，章诒和并不认为那是一种原谅。在她看来，那是因为当事人内心有更大的，不能与人言的痛与苦。 聂绀弩临终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