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战时期：四名日本士兵站在一户中国农家门前，门上悬挂着刺眼的日本国旗，三名士兵与两名中国妇女对着镜头微笑，另一名士兵正举起水杯喝水。画面看似“和谐”，却处处透着令人脊背发凉的荒诞。 抗战期间，日军每占领一处村庄，常强迫百姓悬挂日本国旗以示“归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曾回忆：“日本人把旗子插到我家堂屋，第二天就杀了我全家七口人。”国旗不是装饰，而是刺刀抵住喉咙的“服从宣言”。照片里“微笑”的中国妇女，或许正承受着身后士兵枪口的威逼——1938年《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在报道中写道：“日军总在相机前强迫中国百姓摆出笑脸，稍有迟疑便遭殴打。” 1937年《朝日新闻》刊登日军“给中国儿童发糖”的照片，后被证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前夕；1940年华北日军制作“中日农民共同耕作”影像，而同一支部队三天前刚焚烧了该村庄。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指出：“这些影像服务于‘大东亚共荣’谎言，试图将殖民侵略包装成文明传播。” 照片中的“和谐”与现实的血腥形成骇人对冲。据山东档案馆记载，1941年日军在拍照“慰问”过的村庄后，当场将18名拒绝配合的村民活埋。那些被迫微笑的中国面孔，或许在快门按下后就成了刺刀下的冤魂。 这种摆拍绝非个别士兵的即兴之作，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系统性宣传策略。东京大学教授纐纈厚研究发现，日军设有专门“宣抚班”，携带摄影师随军行动，其拍摄指南明确要求：“须展现支那民众的喜悦之情”。这些照片被批量印刷在明信片上，成为日本民众“支持圣战”的精神鸦片。 然而，同期西方记者拍下的影像揭穿了谎言：1938年美联社记者哈罗德·约翰逊在徐州拍下“微笑合影”的同一支部队，三小时后便扫射了逃难人群；《拉贝日记》中记载，南京街头举着日本旗“欢迎”侵略者的市民，多是日军用刺刀从安全区驱赶出的难民扮演。微笑与屠杀，原来只隔着一层快门帘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