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多次强调过，我们这样一个肩负着民族解放事业的大党，其政治纪律必须是严肃的。他还多次说过，我们党进行复杂的斗争时，也必须是严肃的。 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清晰地表达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1937年8月，他在《矛盾论》中谈到“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还特别提醒党内同志：“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1937年9月7日，他在《反对自由主义》中特别强调：“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提倡“一切忠诚、坦白、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反对“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 1937年11月27日，他在给自己的表兄文运昌的信中，还特别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到“党的纪律”时，特别提到了严肃纪律和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必须重申党的纪律”,“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讲到“团结和胜利”，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讲到大党内民主，他特别强调了“活泼”“愉快”的因素，认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他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时，特别强调了“活泼”的元素，他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必须废止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