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书法和诗词都是独步天下的 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已经脱离了单纯的模仿。 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临摹古人碑帖，尤其喜爱王羲之的《十七帖》。 在投身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书法练习。 他始终坚持使用毛笔起草文件，抄写文稿，甚至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仍旧用毛笔写字。 在江西苏区，毛泽东指示红军战士在占领地区时，除了搜集书籍和报纸之外，还要收集字帖。 毛泽东对字帖的兴趣不仅仅局限于欣赏，他常常在字帖前驻足，仔细琢磨其中的笔画和结构。 尤其是在娄山关，他看到一块石碑上的字后，久久凝视，揣摩其中的笔法。 到延安时期，泽东的书法作品显现出他深厚的艺术功力，尤其是他那充满豪情的行草字，笔力雄健、气势磅礴。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其中许多都被后人所称赞。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繁忙日程中，尽管当时的他肩负着带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时间显得格外紧张，但他始终坚持在闲暇之余练习书法。 毛泽东深知书法对于调节神经和保持思维活跃的重要性。 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多次为他购买字帖，尤其是在琉璃厂等地方，几乎每次出差或访问，都会顺便带回一些。 毛泽东特别喜欢古代名家的草书字帖，像“二王”帖、孙过庭的书法以及怀素的草书，他常常把这些字帖放在桌上，随时翻阅。 就算在国外出访，他也会随身携带《三希堂法帖》等经典字帖。 毛泽东从未将书法视作一项艺术创作，更没有想过要为后人留下“墨宝”。 他对书法的态度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与放松。 尤其是在工作疲劳之时，书法成了他调节心情的良方。 他曾多次表示，书法不仅可以缓解压力，还有助于养神。 1965年，邓颖超曾请毛泽东为其书写诗词。 虽然毛泽东一向谦虚，常常推辞他人要求，但对于亲密的同志，尤其是与他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朋友，他总是难以拒绝。 为了邓颖超，毛泽东专心书写了两首诗，并且附上一封信。 这些作品后来成为毛泽东书法的珍贵之作。 毛泽东喜欢用狂草书写自己的诗词，书写时毫不在意是否规范，只求顺畅自然。 毛泽东认为，书法的练习应当是自我调节的过程，因此他更倾向于信笔而书，顺其自然。 他常常一时兴起便提笔写下，尽管偶尔会有写错字的情况发生，但他并不在意修改。 在应邀为一些重要事件或场合书写时，毛泽东则会更加注意规范。 在书写毛泽东思想的名句、为大学题写校名、为报刊写刊名等场合，毛泽东会特别注意字迹的清晰可读性。 他写这些字时，虽然依然使用他自创的狂草“毛体”，但每一个字的结构都经过细致的思考。 毛泽东的书法被誉为“毛体”。 在草书中，他最为推崇怀素的狂草。 怀素的《自叙帖》和《论书帖》是他频繁阅读的字帖，毛泽东对其中的狂放笔法和奔放气质吸引。 这种书法表现出一种不拘一格的自由精神，恰恰与毛泽东的个性和革命情怀相契合。 无论是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中，还是在偶尔的安静时光里，毛泽东都不断研读怀素的书法，特别是《自叙帖》。 到1946年至1949年间，他创作的书法作品如《沁园春·雪》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已经十分纯熟。 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草书的追求更加细致。 1953年，毛泽东曾就《新华日报》的报头字样提出修改意见。 而1954年毛泽东所书《浪淘沙·北戴河》作品中笔力雄浑，气象磅礴，笔画的运用自由洒脱。 毛泽东的草书不仅仅是对怀素的单纯模仿，他更是吸收了多家书法大家的优点。 毛泽东不仅向怀素学习，还广泛借鉴了王羲之、孙过庭等古代书法大师的作品。 尤其是在1958年，毛泽东曾特别向身边工作人员索要各种草书字帖，包括王羲之的拓本。 毛泽东不仅注重书法技法的学习，更加注重书法中的情感表达和艺术气韵。 草书能够突破传统的笔法和结构束缚，展现出一种激烈、奔放的艺术风格。 毛泽东的书法，尤其是狂草，呈现出一种既有激情又具理性的艺术效果。 观者在欣赏其作品时，能够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力量。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尤其是狂草创作，已经超越了传统书法的范畴。 其字形结构之大气、笔画之激越、气韵之磅礴。 另外，毛泽东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不仅懂天文地理，还精通古今历史，被誉为一部行走的百科全书。 参考文献：[1]施平.笔走龙蛇 行云流水--记张玉迎先生毛体书法[J].上海轻工业,2024(1):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