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孙桂田花了2.6万，在故宫旁边买了一套四合院，之后几年她又在附近买了两套四合院，30年后，这些四合院价值超过十亿，她笑着说：“这些四合院就是我留给子女的财富。” 1942年，孙桂田出生在北京一个显赫的家族中。虽然是父亲小妾所生，但她却得到了父亲格外的宠爱与关怀。 在当时的大家庭里，正房夫人并未亏待这个小妾所生的女儿。反而在孙桂田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诸多照顾和关心。 家中佣人众多，孙桂田的童年时光过得无忧无虑。但好景不长，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家族的产业逐渐凋零。 父亲的离世成为了这个家庭的转折点。失去了经济支柱的家庭，渐渐无法维持往日的光景。 1958年，年仅16岁的孙桂田踏上了前往北大荒的列车。她选择投靠在那里工作的舅舅，希望能够开启新的人生。 舅舅在当地剧院工作，为孙桂田谋得了一个跑龙套的机会。就这样，一个豪门千金开始了自己的戏剧生涯。 在剧院里，孙桂田从最基础的群众演员做起。她认真学习表演技巧，默默观察前辈们的演出。 经过几年的努力，孙桂田逐渐得到了一些重要角色的机会。她的表演天赋得到了剧院导演的认可。 在事业渐有起色时，孙桂田经人介绍认识了剧院的严老师。这位比她大十多岁的同事成为了她的第一任丈夫。 婚后，孙桂田育有一子一女。然而，当她接到北京家中来信，得知养育她多年的继母病重时，生活再次出现转折。 为了照顾卧病在床的继母，孙桂田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北京。这个决定导致了她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走向终点。 回到北京后，孙桂田一边照顾继母，一边在当地剧院谋得一职。生活虽然艰难，但她依然坚持前行。 在同事的介绍下，孙桂田遇到了第二任丈夫老林。婚后不久，她生下了小女儿。 然而，这段婚姻也未能维持太久。在发现丈夫对待三个孩子的态度不公后，孙桂田选择了离婚。 第二次婚姻结束时，丈夫卷走了家中所有积蓄。孙桂田再次面临着一贫如洗的困境。 1985年，一处位于故宫附近的四合院挂牌出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孙桂田以2.6万元的价格成功购入。 这笔钱几乎花光了她的所有积蓄。很多人都认为她的决定太过冒险，但孙桂田坚持自己的判断。 为了维持生计，孙桂田继续经营她的贺卡店。她从广州进货新款贺卡，成为北京第一家专营贺卡的商户。 贺卡生意异常火爆，店铺的营业额逐月攀升。随着收入的增加，孙桂田开始关注周边的四合院。 80年代末期，她又陆续购入了两处临近的四合院。这些房产的总投入不到10万元。 90年代初期，北京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四合院所在的老城区成为重点保护区域。 随着政策的调整，四合院的价值开始逐步提升。特别是在故宫附近的四合院，升值速度更快。 1993年，孙桂田的第一套四合院获得了电视剧组的青睐。剧组租用她的院子作为拍摄场地，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这种收入模式让孙桂田看到了四合院的另一种价值。她开始系统地修缮这些老房子。 进入21世纪后，北京的房地产市场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四合院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这些地段优越的四合院身价倍增。市场估值已经超过了购入价格的百倍。 这些房产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租金收入，更重要的是其升值空间远超同期的普通住宅。在一些拍卖会上，类似地段的四合院已经出现过上亿的成交价格。 1997年成为孙桂田演艺事业的重要转折点。《甲方乙方》剧组选择在她的四合院取景拍摄，导演冯小刚看中了她的表演天赋。 这部电影不仅让孙桂田重返银幕，更开启了她作为老戏骨的演艺生涯。从此之后，她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影视作品中。 2005年，孙桂田在热播剧《家有儿女》中饰演姥姥一角。这个角色让她获得了更广泛的观众认可。 随着演艺事业的发展，她的收入也在稳步提升。但她始终保持低调的生活作风，更关注如何合理分配家庭财产。 面对四合院巨大的升值空间，孙桂田开始考虑财富传承问题。她为三个子女都购置了现代化的住房，希望让他们生活得更舒适。 大女儿获得了一套三居室和一间商铺。儿子分得一套三居室和一个单间。小女儿也得到了一套新建的商品房。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四合院的价值再次飞涨。同区域的四合院在拍卖市场上屡创新高，部分成交价格甚至突破亿元。 这种巨大的价值差异，引发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孙桂田打算将两处相邻的四合院留给与她同住的小女儿。 这个决定引起了其他子女的不满。财产分配的争议一度让家庭关系陷入紧张。 面对争议，孙桂田提出了新的补偿方案。她承诺给予大女儿额外的房产，以平衡各个子女的利益。 201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家庭的状况。大儿子因病离世，这个打击让孙桂田对财富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失去儿子的痛苦让她更加珍惜亲情。她开始投身书法创作和慈善事业，试图寻找新的生活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