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民党中将副司令汤尧刚刚逃到台湾，还没来得及休息就收到了一个“紧急通知”，看完后心里顿时冰冷一片。 其实，如果汤尧能够早些抵达台湾，这个“重任”或许不会落到他的肩上，只能怪他选择的时间不对。 当时，西南地区行政长官顾祝同刚刚逃到台湾，惊魂未定之时，老对手陈诚竟然建议老蒋指派一名“资深要员”。 滇南的夜风裹着硝烟，汤尧蜷缩在元江边的破庙里，听着远处解放军的冲锋号越来越近。 三天前，他还在蒙自机场的指挥部里对着地图指手画脚，如今却连口热水都喝不上。 警卫连的士兵早已四散逃命，只剩下一支空枪和半块发硬的饼子。 他摸了摸胸前的勋章，突然想起半个月前在台北松山机场的那一幕——那时候，他以为自己终于逃出生天了。 时间倒回1950年1月初的台湾。 汤尧刚下飞机，就被人簇拥着塞进轿车。 车窗外，基隆港的海浪拍打着防波堤，妻子带着儿女站在码头上朝他挥手。 他深吸一口气，鼻腔里满是咸腥的海风，心里盘算着：这次说什么也不走了，哪怕在台湾当个教书匠。 可命运总爱开玩笑。 第二天清早，陆军总部的紧急电报就送到了他的床头。 拆开一看，汤尧浑身发冷——蒋介石要派他回云南，接手顾祝同撂下的烂摊子。 顾祝同是谁？ 这位“五虎上将”之一的老狐狸，早一步从西昌逃回台湾，连军装都没换就躲进了官邸。 他的夫人连夜拜访宋美龄，抹着眼泪说丈夫“风湿发作，咳血不止”，硬是把西南战区的差事甩了出去。 陈诚趁机在蒋介石耳边吹风：“汤尧在云南待过，熟悉地形。”一句话，把刚从鬼门关爬回来的汤尧又推了回去。 汤尧不是没想过反抗。 他闯进顾祝同的办公室，话还没出口，对方就摆出两封电报。 一封是蒋介石亲笔签发的调令，另一封是台北警务处的情报简报——上面赫然列着他妻儿在台中的住址。 “老弟啊，上峰说云南的飞机随时待命。”顾祝同拍拍他的肩，笑得像庙里的弥勒佛，“你前脚走，后脚我就派人把你家眷接来官邸照顾。” 这话里的刀子，汤尧听得明明白白。 他想起半年前在南京的日子，陆军总部的参谋们抱着文件箱往卡车上挤，街对面解放军的炮弹已经炸开了中华门。 那时候他还能逃，可现在呢？ 台湾巴掌大的岛，往哪儿躲？ 1月8日，汤尧带着第八兵团的委任状降落在蒙自机场。 迎接他的只有两个残缺的军：第8军凑不出五千人，第26军的士兵连绑腿都打着补丁。 他站在跑道边数了数，整个兵团的家当还不够装满十辆卡车。 副官小声提醒：“司令，卢汉上个月投共了，昆明城头早换了旗。”汤尧没吭声，转头把最精锐的警卫营全调去守机场——什么反攻大陆，他只想保住这条逃命的空中走廊。 解放军的动作比他预想的更快。 1月15日凌晨，蒙自城外的山坳里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 汤尧抓起电话要空军支援，却听见听筒里传来陌生的北方口音：“机场拿下了！ 缴获飞机三架！”他手一抖，军用水壶哐当砸在地上。 原来37师的尖刀连早就混进难民队伍，趁着守军换岗的空当摸了进来。 等汤尧反应过来，跑道尽头已经飘起了解放军的红旗。 十六天后，当汤尧在战俘营里啃着窝头时，台北的顾祝同正陪着蒋介石视察高雄要塞。 没人提起那个“熟悉地形”的替死鬼，就像没人记得滇南的硝烟曾染红过元江水。 直到1962年功德林的冬天，汤尧弥留之际还攥着半块饼子嘟囔：“要是飞机早到半小时……”看守的战士摇摇头，往他手里塞了杯热水。 这个曾经教过陈赓兵法的黄埔教官，至死都没搞明白：从他被架上飞机那刻起，台湾的停机坪上就再没给他留过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