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褚时健跑到地委，找到书记胡良恕直接了当：他干，我走，要我干，他

1979年10月，褚时健跑到地委，找到书记胡良恕直接了当：他干，我走，要我干，他必须走！最后，林书记被调走，地委派出了一位与褚时健早年就相识的老专员来出任烟厂书记，褚时健在调换书记的过程中，对烟厂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调整，稳定了队伍，基本统一了领导班子的意见。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时健带着老婆孩子，拎着装有全部家当的一个大箱子，坐在装满自制木箱和柴火的大卡车上，离开了哀牢山的戛洒糖厂，前往玉溪卷烟厂。当时玉溪卷烟厂的情况可谓是内忧外患：设备老旧，产品滞销，工人生活困难，更为棘手的是厂内派系斗争严重。接受这份工作前，褚时健曾对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直言不讳地提出要求：＂胡书记，我接受地委安排我到玉溪卷烟厂的工作，但是地委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胡良恕问道，＂只要地委能做到，多少条件都行。＂ 褚时健毫不客气地回答：＂就是玉溪卷烟厂两派都很有势力，如果这两派闹起来，都到领导这里来找支持，我就没办法工作了，给我个一年半载的时间，等我站稳脚跟后，自己就能应付了，在这之前，凡上访、告状、请愿、闹事的，请领导们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当然，我有不对可以把我叫来批评。＂ 胡良恕当即表示同意，并召集地委领导开会达成共识。这个承诺为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的工作扫除了一个重大障碍，也给了他一定的底气。 然而，褚时健到达玉溪卷烟厂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派系势力的冷遇。当他带着家人披着晚霞到达时，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厂里只给他们一家四口安排了一间14平方米的年久失修的房屋，里面仅有两张高低床和一张旧桌子。面对这样的下马威，褚时健泰然处之，乐呵呵地往房间搬东西，而妻子马静芬则愤怒地说：＂他们这是在故意收拾我们！＂第二天，负责分配房屋的人才姗姗来迟，重新给他们分配了一间28平方米的房间。 家安顿好后，褚时健立即开始了解工厂情况。他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工人，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一圈走下来，他的心被深深刺痛：当时整个玉溪卷烟厂的生活条件极差，有的家庭祖孙三代都挤在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里；有的一间土坯房隔成两间，两个人或两家人住，中间就用草席隔着。还有一些职工穷得连保温水壶都买不起，只能在下班时用瓦罐接一罐热水带回家，全厂超过1/3的职工都处于这样的困难状态。 除了这些困难外，褚时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厂内的派系斗争。当时烟厂的领导班子共13人，除褚时健和两名老干部外，其余10人分为两派，被称为＂炮派＂和＂八派＂的各占5名。由于两派势均力敌，上级领导在任命时也是＂一碗水端平＂，导致无论什么议题，至少总有5人支持或反对。 更让褚时健头疼的是，在这种派系斗争中，玉溪卷烟厂的党委书记林某表现得深不可测。每当厂里遇到大事，他总是一张报纸一杯茶，一言不发，甚至在锅炉坏了导致停产这样的重大事件面前也不发表意见。 产品质量问题也非常严峻。1980年初，云南省组织了一次香烟评吸会，专家对玉溪卷烟厂的＂红梅＂烟给出的评价是＂辣！苦！呛！＂而且一包烟只有18或19支，有的一条烟中只有9包。＂红梅红梅，先红后霉＂成了当时对＂红梅＂的流行评语。 他决定从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入手，这一招果然奏效。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他没有急于购买新设备或制定新规章制度，而是将烟厂全部可用资金集中起来，计划为员工修建3栋72户的宿舍楼，承诺让员工在当年就能搬进新房过新年。 消息一传出，全厂上下沸腾了。工人们没想到新厂长第一件事竟是解决他们盼望已久的住房问题。但激动过后，大家也心存疑虑——离过年只有几个月时间，恐怕连大梁都立不起来，更何况过去的＂忽悠＂已经让他们见怪不怪了。 事实证明工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褚时健决定拿出一百多万元盖房子后，基建科的人却像没听见一样，有两个甚至借故请了长期带薪病假。来上班的人也是磨磨蹭蹭，毫无效率。当褚时健询问原因时，基建科的人不屑地说，他们以为新厂长只是在开玩笑。 这番话彻底激怒了褚时健，他不再忍受这种官僚主义做法，以雷霆手段撤掉了基建科科长，重新启用了一批办事效率高、有责任心的干部员工。有了这一变动，工人们的新房终于如火如荼地建了起来。仅仅4个多月后，大家本以为需要几年才能建好的宿舍楼就拔地而起，首批72户一线职工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拿到了新房钥匙。 解决住房问题只是第一步。褚时健还通过工会组织了几次＂联谊会＂，让厂内外的姑娘相信烟厂会给她们创造美好生活，帮助解决了一个个大龄男职工的婚姻问题。面对崭新的楼房和美好的姻缘，工人们纷纷表示：＂既然厂长把职工放在心上，我们也要把厂子放在心上，好好工作。＂ 这样一来，褚时健不动声色地将大部分职工的心拉到了自己这边，为在烟厂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