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日，东北军连长于文俊带人闯进王以哲的住宅，说：“军长，学生对不起你啦！” 说罢，举枪就打，王以哲身中九枪，当场身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老蒋返回南京被软禁。 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灵魂人物，他的被扣，让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 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为首的“少壮派”，他们极力主战，更是直言，若蒋不放张回来，就与南京决一死战。 另一派则是以甘肃省主席于学忠、东北军总部中将高参董英斌、67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为首的“元老派”，他们更倾向于以和谈的方式，让老蒋放人。 1月31日，杨虎城在王以哲家中主持召开了“三位一体”最高会议，出席者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少壮派”急于知道会议结果，便坐在隔壁堂屋里旁听。 王以哲率先发言：“我说，咱们现在是和是打，总得拿个主意吧！跟顾祝同那边，和平撤兵的条件都谈得差不多了。再这么拖下去，对谁都没好处，兵家大忌啊！” 于学忠清了清嗓子，接过了话茬：“鼎芳（王以哲的字）说的没错，要我说，就这么着吧，和了吧。真要打起来，我那些兵还在兰州呢，一时半会儿也调不过来。” 何柱国也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我同意两位的意见，还是以和为贵。” 东北军这三位大佬都表态了，接下来就看杨虎城的态度了。 杨虎城缓缓地扫视了一圈，沉声说道：“按理说，我们十七路军，是不打算走的。可是，打从西安事变开始，咱们就跟东北军绑在一起。现在你们都说要和，我这边，人少，势单力薄，也只好听你们的，和平解决吧。” 周恩来说：“我们尊重你们两边的意见。不过，我得提醒大家一句，不管怎么样，内部一定要团结！要多做做手下人的工作，好好跟他们解释，别让他们想不开，闹出什么乱子来，那可就麻烦了。” 最终，会议定了下来，以和谈的方式，让南京放人。 散会后，何柱国隐隐感到一丝不安，他对王以哲说：“今晚这事儿，‘少壮派’怕是不会善罢甘休啊。” “怎么？难道他们敢杀人？”王以哲不以为然。 何柱国说：“这些年轻人，血气方刚，什么事儿干不出来？我看，咱们还是搬到新城杨主任（杨虎城）那里住几天，避避风头？” 王以哲说：“我堂堂一个军长，难道还怕了几个毛头小子？我不信，他们敢在我王以哲头上动土，反了他们了!” 何柱国看着王以哲那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些天，他跟那些“少壮派”打交道，深知那些年轻人的冲动和偏执。他们一旦认准了什么事，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鼎芳兄，总之，小心驶得万年船啊！”何柱国最后劝了一句，但王以哲似乎并没有听进去。 何柱国只好独自一人离开了王以哲的公馆。当天晚上，他就搬进了杨虎城的公馆。 就在“三位一体”最高会议决定“主和”的消息传出后，“少壮派”的军官们愤怒到了极点。 2月1日傍晚，三十多名“少壮派”军官集中到孙铭九住所，共同商议对策。 最后，他们拟定了一份处决者的名单，上面列有何柱国、王以哲、宋学礼、徐方、蒋斌等人。 本来，他们还准备对于学忠下手，但考虑到于学忠是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因此没有将其列入名单之内。 2月2日凌晨，“少壮派”军官手枪营连长于文俊，带着一排士兵，来到了王以哲的家门口，首先制服了门口的几个卫兵。 于文俊带着一名排长，直接闯进了王以哲的卧室。此时的王以哲，因为生病正卧床休息，听到外面的动静后，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由于事发突然，王以哲的手枪又不在身边，只好坐起身。 “军长，学生对不起你了！”于文俊站在王以哲的面前，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话音未落，于文俊和他身边的排长同时举起了手中的枪，对准了王以哲，连开数十枪。 王以哲身中九枪，当场毙命。他至死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死在自己人的枪下。 按照事先的部署，“少壮派”的另一队人马，直扑何柱国的住所。但何柱国已经提前躲进了杨公馆，因此扑了个空。 孙铭九不甘心，带着一队人马，去了杨公馆。 杨公馆门前，戒备森严，门口的卫兵见孙铭九他们都带着家伙，当即喝道：“这里是杨主任的公馆，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 孙铭九清楚，硬闯是不可能的了。杨虎城的卫队，可不是吃素的。真要动起手来，自己这些人，肯定占不到便宜。 就在这时，杨虎城出现在了门口。孙铭九不敢得罪杨虎城，只好率众人退去。 由于杨虎城的庇护，何柱国逃过了一劫。他对杨虎城的救命之恩，感激涕零。 后来，何柱国专门做了一个银鼎，送给杨虎城，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大字，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这次事件，又被称为“二二事件”，遇害者包括：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剿总”代参谋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 “二二事件”虽然后面被平息，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已不复存在，失去了和老蒋谈判的实力和条件。最终，东北军接受了南京改编，不久后奉命东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