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一代美人胡蝶被按在床上，戴笠撕扯着她的旗袍：“想你丈夫孩子平安，就乖乖配合”。几天后，戴笠突然坠机去世。分离3年的丈夫潘有声，带着一儿一女，找到胡蝶：“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来接你回家！”
重庆的春雨淅淅沥沥，窗外雷声轰鸣，胡蝶猛地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安。就在这时，门被猛地撞开，一个身穿军服的男人跌跌撞撞冲进来，满脸泥水，喘着粗气喊道：“胡小姐，戴长官……戴长官的飞机，出事了！”
胡蝶手中的怀表应声落地，清脆的撞击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回荡。她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在反复盘旋：这一切，真的结束了吗？ 几天前的那个夜晚，同样的雨声中，她被困在这座公馆里，戴笠站在她面前，眼神阴鸷，手里攥着一叠泛黄的纸张。
那是潘有声签下的离婚协议，墨迹还未干透。胡蝶低着头，耳边是他低沉的声音：“你丈夫很识趣，拿了钱就走。你呢，也该明白自己的位置。”她没有回应，只是指尖微微颤抖。那一刻，她不是银幕上风光无限的电影皇后，而是一个被命运死死捏住的女人。
戴笠以为他赢了，可谁也没想到，几天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空难，将他从她的生命里彻底抹去。
胡蝶从不是甘于命运摆布的人。早年间，她还是上海滩那个光芒四射的影星时，就曾凭着一股倔强，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她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在铁路局做稽查，母亲是名门之后，家里摆好了她未来的路：嫁个好人家，做个贤妻良母。
可她偏偏迷上了电影，16岁那年瞒着父母考进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次站在镜头前，她穿着借来的戏服，手心全是汗，却硬是凭着一双灵动的眼睛和清丽的嗓音，在片场站稳了脚跟。
那时的她，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连追求者送来的花篮都堆满了后台，可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一天落入这般境地。 她和潘有声的相识，像是一场戏外的意外。那是个平常的午后，胡蝶刚拍完一场哭戏，坐在片场角落擦眼泪，潘有声提着一篮新摘的荔枝走过来。
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卖茶叶的商人，穿着朴素的灰布长衫，笑起来却有种让人安心的温暖。他说：“荔枝甜得很，尝尝吧，别哭了。”胡蝶接过荔枝，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甜中带酸的滋味让她鼻头一酸。
那天之后，潘有声常来片场送些小东西，有时是荔枝，有时是刚炒好的瓜子。两人慢慢熟络起来，胡蝶发现他虽然没多少钱，却有一颗踏实的心。战乱前，他们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虽不富裕，却也温馨。
可战争像一把无形的刀，劈开了这份平静。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胡蝶拒绝出演亲日影片，带着一家四口逃到香港。她以为那里能喘口气，可日军很快追了上来。一家人又拖着30多个木箱，辗转逃到重庆。这些箱子装着他们全部的家当，从银元到她珍藏的戏服，都是这些年一点点攒下的血汗。
潘有声托了“国际难民救济总署”的杨慧敏帮忙运送，可到了重庆，箱子却没了踪影。杨慧敏推说东西被抢，胡蝶急得彻夜难眠。她托人四处打听，最后找到上海警司杨虎。杨虎拍着胸脯说：“这事我办不了，但戴笠能。他是你的影迷，肯定会帮你。”
见到戴笠那天，胡蝶穿了一件素色旗袍，头发简单地挽在脑后。她本想以礼相待，可一进门，就被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盯得浑身发冷。
“胡小姐的事，就是我的事。箱子我来找。”没过多久，30多个箱子果然送到了她手里，连缺了的物件都被补齐。
她松了一口气，可心里却隐隐不安。潘有声拿到箱子后，忙着盘算在重庆开个小茶肆，想让一家人安定下来。可没几天，他就被军统的人以“私藏枪支”的罪名抓走。胡蝶慌了，四处求人，最后还是杨虎点破：“只有戴笠能救他。”
她硬着头皮去了曾家岩公馆。戴笠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把玩着一串琥珀佛珠，见她进来，嘴角微微上扬：“胡小姐，求人要有求人的样子。”那天之后，潘有声被放了出来，可代价却是他被迫离开重庆，前往昆明“做生意”。
胡蝶知道，这是戴笠的手段。她起初沉默以对，可时间久了，她也开始在心里盘算：如果反抗不了，或许只能先顺从，再找机会。戴笠以为她软化了，得意之下加快了布局。
他派人找到潘有声，给了他两条路：“拿钱走人，或者喝毒药。”潘有声挣扎再三，选择了前者。离婚协议送到胡蝶面前时，她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戴笠开始筹备婚礼，公馆里张灯结彩，可就在他乘飞机从外地赶回重庆的路上，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飞机在暴雨中失控，撞山坠毁。
那一刻，胡蝶正坐在窗边看雨，手里的怀表指针停摆。她接到消息时，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却又感到一丝解脱。 几天后，潘有声带着一儿一女出现在公馆门口。他瘦了很多，风尘仆仆，声音却还是那么温和：“我们来接你回家。”胡蝶看着他，眼泪终于落下来。
她收拾好东西，跟着丈夫离开重庆，回了香港。后来，潘有声因病去世，她带着孩子远赴加拿大，52岁时重回影坛拿了大奖。可没人知道，那段被困在曾家岩的日子，她究竟经历了多少挣扎。
